【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网 孙自法】
“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很多是来自中原地区夏商王朝风格的遗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刚刚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作为特邀专家参加电视直播解说归来，他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表示，这意味着三星堆先民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强烈影响，也清楚表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再次实证中华文明由多元一体形成
王巍指出，三星堆新出土由玉琮、玉璧、玉戈和牙璋演变成的仪仗用具和青铜尊、青铜罍、铜铃等，都是中原地区的风格。这些风格的遗物，基本上是在夏王朝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形成，有相当一部分被商王朝所继承。
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这一批中原风格的遗物，清楚地表明，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古蜀文明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强烈的影响，而且这些接受影响的器物，包括青铜礼器和大型仪仗用具等，表明华夏中原地区夏商王朝创造的礼制对周围的方国文明产生强烈影响。
“这里出土的玉琮和商王朝中心地区的非常接近。”王巍解释，玉璧、玉琮的使用起源于长江下游，但三星堆中的玉璧、玉琮不太可能是4300多年前已经消失的良渚文化的遗留，“应该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之后形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再传播至三星堆”。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再次实证中华文明由多元一体形成，在中华文明早期“满天星斗”之中，三星堆和古蜀文明是其中闪亮的星斗之一。
出土器物夸张造型都是艺术表达
针对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纵目面具”等“千里目”“顺风耳”的夸张造型器物，引发网友猜测外星文明、外来文明的说法，王巍明确表示没有这种可能。他说，这些夸张造型只是因为古人把它作为一个“神”，并非三星堆先民真实的长相。其中，出土小的青铜人像基本上是小方脸，也是比较典型的四川人长相，其鼻子、眼睛、耳朵都是艺术的夸张处理。
至于有人将三星堆遗址金面具与埃及甚至古希腊对比，王巍认为，三星堆金面具实际上是铜面具的系统，“只是出于追求更加尊贵等理由，再给铜面具表面贴一层金”，这种方式是三星堆的一个特点。
他说，三星堆和域外用黄金、用面具有相似，但目前看来，除了金、面具要素外，还看不到直接的联系。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如果在域外发现了什么线索，到那时候可以再讨论”。
谈及三星堆青铜神树和神鸟，王巍称，这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金乌、后羿射日的神话相呼应，“神树、神鸟很可能就是这个神话的体现”。他认为，原来一般认为这个神话传说是战国时期出现的，现在看来，至少在古蜀时期就已出现。这也表明，中国的神话体系并不都是产生于黄河中游，“应该是汇集了很多地方的神话传说”。
王巍强调，中国境内各个区域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大家之所以觉得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奇奇怪怪”，很神秘，是因为不了解，进而产生很多遐想。实际上这些文物都是以当时生活基础为蓝本，然后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赋予其宗教和信仰的色彩。
大规模祭祀活动与当时信仰有关
王巍介绍说，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掘的3号至8号6个坑，和35年前发掘的1号和2号坑，从现阶段出土的遗物来看，面貌基本上是一致的，出土器物的种类、形制、年代上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且它们这几个坑距离非常近，应该是大约同期，“目前碳14测的年代，4号坑相当于商代晚期，我们认为这些坑整体都属于商晚期这样一个年代”。
商代晚期时的三星堆先民为什么要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王巍认为，这是跟他们当时的信仰有关，祭祀神灵，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避除灾祸，希望保佑三星堆古蜀国安宁，免受包括人为的、外来的、自然的侵害，祭祀活动在夏商王朝中原地区，也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中国古代文献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对国家来说是最大的事情，一个是战争，要防止外敌入侵，保卫自己的领土和家园，另一个就是祭祀，祭祀神灵，希望得到神灵的护佑。
因此，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原始宗教的色彩非常浓厚，它的青铜神树、大立人、大型铜面具和神坛等很多遗物，都是跟当时的信仰和崇拜密切相关。
王巍指出，三星堆新发现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的阶段。虽然已出土500多件器物，但7号、8号坑基刚刚要发掘到文物层，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年代问题，比如4号坑测年为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20年期间，但是其他坑的年代还需要通过精确测年，确定是不是同期，有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些差别和时间跨度，“当然我们认为一般也不会晚于中原地区商王朝的末期”。
其次，这些祭祀坑相互之间是何关系，比如目前已发现2号、3号坑是两两一对、方向一致，7号、8号坑也是相连、方向一致。“这些说明什么？是不是当时有两两一对这样一个祭祀的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三星堆遗址为什么出土那么多象牙？这表明象牙对于三星堆古蜀文明有特别意义，成都平原上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都有这个特色。“但是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尚待研究”。
此外，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显示其文明程度曾相当高，但它为什么仿佛突然消失了？“这是最大的谜。”王巍表示，三星堆遗址未发现大规模洪水痕迹，推测不是由洪水导致。他个人认为，三星堆繁盛一个时期后，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成都的金沙。最新考古测年发现，两者之间年代紧密衔接。
创新科技服务考古发掘研究大检阅
王巍之前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中评价科技贡献时，曾形象称科技手段为考古工作增加了“望远镜”和“显微镜”。
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除了出土大批精美文物遗存外，众多创新科技高效应用、服务于考古遗址的现场发掘研究工作，也给担任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的王巍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他说，通过显微观察、高光谱、纳米CT等新技术方法对4号坑灰烬层剖面进行观察分析，初步判断4号坑灰烬层没有明显分层；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至4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说明4号祭祀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显微观察发现3号坑部分青铜表面有纺织品残留物；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光谱、拉曼光谱、扫描电镜-能谱等现代分析方法对3号坑青铜器、4号灰烬层、5号坑器物层、6号坑木匣表面微痕信息进行成分分析，初步确定青铜器、金器成分及灰烬层包含物类型。
此外，三星堆遗址植物考古方面通过提取200个样本，发现碳化稻、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等植物，这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还正在采取红外复烧、微观形态分析与磁化率等技术手段对祭祀内的红烧土烧结温度和灰烬沉积物微形态进行研究。
王巍归纳说，此次三星堆考古实现多学科融合与多团队协同工作、实现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同步，具有考古发掘与保护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等特点。
理念创新方面，首次将实验考古前置考古现场、出土文物应急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有机结合、考古与文物保护信息及时展示与传播。
技术创新方面，一是将考古发掘、环境调控与监测、信息记录、文物运载、应急保护等多种设备集成于一体；二是首次将高光谱技术运用于考古现场出土文物特征识别；三是首次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考古现场文物提取保护。
组织管理创新方面，包括组建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团队，实现管理、咨询与现场工作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
王巍表示，三星堆此次考古发掘秉持的精细发掘理念，采用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可以作为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典型代表，也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树起一个新标杆。
他还特别强调，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目前的发掘研究工作还仅仅是个开始，后续还将对新发现祭祀坑及出土器物遗存深入开展精细发掘、妥善保护、多学科对比研究，相信会不断丰富和刷新人们对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研究提供更多考古实物证据。
原标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三星堆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