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爸在某个伪装成局机关的行业康采恩上班，当然算是公务员，一个月工资五百三。
我爸心思活络，比如说给局里出过一个点子：局里管着的红旗食品厂，厂区和家属院位于城市主干道边上。他算了半年，叫停红旗厂斥资五百万引进美国进口全电脑烤面包生产线，投资一千二百万把厂区和家属院都搬到今天的绕城高速公路的位置，今后厂子主打速冻食品，可以在交通便利的郊区生产，向周边城市铺货，比现在抱残守缺强多了。
然后局里用土地招商引资，低楼层开商场和餐饮，高楼层开酒店，歪果仁管这叫mall。现在城里没有五星级，我们没有钱不要紧，引进外资弄个顶好的……局长听了心想，我看你像个帽，傻佬帽，但是引而不发。
没几天，单位成立优化组合工作领导小组，局长任正组长，跟留下的同志谈话，我爸任副组长，跟优化的同志谈话。优化组合名单出来，第一个就是我爸，他在下属进出口贸易企业第一个月工资一百三。没几年这个局机关也成了企业，很多机关在那几年都变成了“总公司”、“行业协会”，但是这时候我爸已经光荣下岗了。
我爸从厂装卸队的搬运工人走到局机关，成为了给局机关所属一百二十个独立核算经济单位编写财务软件的程序员，再从局机关“优化”到下属公司，再到最后光荣下岗，二十年来辨清的是非就是“组织不养老”，把他的铁饭碗弄没了。
下岗后，我爸发牢骚，说中央让发展市场经济，结果县委县府响应号召的方式是成立八大商贸公司，“旋转门”过去一群人。
他们要赚钱，我们老百姓还怎么赚钱？所以他上班的单位惨遭隔壁系统的另一个国企吞并，然后改制把他扫地出门。但是风光无限的“八大公司”有的同志上任的时候是副厅级，后来以“工人身份”退休了。
1994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放学后经常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重做作业。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聚在一起嘀咕：“这半年少发的工资什么时候能补上”。低我一个年级的班上，有位同学的爷爷正在争取“入局”，不少同学的家长都是城里响当当的人物。
但是我们这所学校的老师们照样拖欠工资，到处打听区里什么时候补发工资。老师们边嘀咕还边悄悄看我，那表情好像我是老师，他们是留堂的差生。堂姐高考想报师范，全家劝退，说“老师又穷又酸有什么好。大学里日子也不好过，完不成任务，基本工资打六折。”
我那时候对天文有兴趣，我妈教育我，说最好的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分到紫金山天文台，一个月才一百多块钱。县科学院的叔叔阿姨没有拿到课题统统基本工资打六折。有位熟悉的叔叔就是那个时候去美国读博士。他说中国是关系社会，不会交际就没有课题，他要去凭能力发展的美国。他在美国做过许多博士后和助理教授，感受到国内同行看他的眼神失去了恭敬，这是后话。
当年医生的生活也很清苦。当时大医院的医生外语水平高，容易出国，主任医师出国在实验室刷试管也要出。熟识的女医生出国刷试管，怕出麻烦，在国内把子宫全切了，自觉成为绝育工具人。
鲁县人民医院心内科有个研究生叫葛均波，外校山东大学（副部级）青岛第二留守部考来的，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中山医院工作。当时中山医院心内科中青年医生考G考托出国成疯，葛均波是山东人，凡事后知后觉，在出国热潮中不为所动。于是，中山医院心内科跑不动的老专家们十分感动，纷纷把毕生绝学传授给他。
当时最好的工作是工科，开厂赚钱谁不知道。那时候是卖方市场，这么多洗脚上田的农民只要办了厂，全都变成土大款。老家村里有个电工，是个患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残疾人，他都开了一家顶大的电话机厂，在鲁县卫视多年后给蓝翔做广告的那个时段播出广告。
大学里的工科专业也跟着水涨船高，是院校里唯一日子好过的。立党老师迫真母校鲁县宮酱学院（县立211）自动化系教授家里三天两头来些打扮的跟黄宏、魏吉安似的乡镇企业家，提着赵本山出门收电费用的那种黑色人造革皮包，装着满满的大钞，请教授设计工艺流程方案啥的。
鲁县宮酱学院那时候胆子大参与开校办企业的青椒，现在有的家里都有估价接近九位数的股份。做的什么产品？电焊机。多么朴实无华的宮酱行业啊。
我说过多次，我们国家发展的太快，但是人学习接受新事物的窗口期又太短。于是我国很多中产家庭，因为跟不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周期性的遭遇大规模的中产阶层滑落。你让我提供成功的经验，抱歉，只有一句话：“时来天地皆助力”。这句话还有后半截：“运去英雄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