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八篇，关注带孙“老漂族”，离开家乡后，老人们过得好吗？
在前不久召开的浙江省“两会”期间，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胡扬五建议，为符合条件、到子女所在地带孙辈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提供异地社保医保等同城居民待遇和租房补贴，以鼓励年轻育龄夫妻生育。该项建议收获诸多网友点赞支持。
不难理解，生育决策的背后，是对养育压力的衡量。在中国式家庭文化的支撑下，隔代抚养很大程度上成为普惠性托幼设施缺失的补位。祖父母辈提供的养育支持，成为了诸多年轻父母育儿的坚实后盾。
2021年6月发表的《家庭隔代抚养文化、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供给》一文对4839个样本家庭分析发现，隔代抚养文化对家庭生育率具有正向影响；平均而言，孩子主要由祖辈抚养的家庭，孩子数量比其他类型家庭多0.228，生育率大约高出16%。
在此背景下，我国产生了大量随迁“老漂族”，他们离开家乡，来到子女打拼的城市，承担起照顾孙子孙女的重任。现能查找到的全国性数据来自于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聚焦于“老漂族”的身心健康、社会支持和社会融合，研究发现老人们的随迁生活中仍有诸多问题待解。在实地调查中，这些不辞辛劳的老人们过得怎么样？社会和家庭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一位老人带孩子在雨中散步。本文图片 人民视觉 资料 图
一位老人带孩子在雨中散步。本文图片 人民视觉 资料 图
“隔代抚养”为提升生育率做了哪些贡献
在学界，由祖父母辈抚育孙辈通常被称为“隔代抚养”。 隔代抚养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意愿、家庭生育决策乃至中国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学者提出，隔代抚养已升级为影响生育的“核心自变量”。
发表于2017年的《青年两孩生育意愿及其子女成本收益分析》一文，通过对天津市女青年生育意愿的调查检验了二孩生育意愿的成本与收益，该研究发现，家中有老人帮忙照料能显著降低妇女生育的成本，是“家庭生育二孩的基础条件”。
事实上，一直以来隔代抚养都在中国社会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2019年2月发表的《隔代抚养的测量：现状、困境与改进——基于中国生育（率）研究的视角》一文记载，在江苏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基于2007年和2010年的跟踪数据显示，实现了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家庭中，91.3%的妇女其父母、公婆都帮助他们照料了子女。
从老年群体的角度看，抚育孙辈已经成了众多老年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数据显示，51—80岁的中老年人中有40.19%参与照顾孙子女，其和配偶过去一年平均花费2446.89个小时用于照看孙子女。
那么，老年人的付出究竟对促进生育起了多大作用？
2021年6月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经济研究》的《家庭隔代抚养文化、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供给》一文对4839个样本家庭分析发现，隔代抚养文化对家庭生育率具有正向影响；平均而言，孩子主要由祖辈抚养的家庭，孩子数量比其他类型家庭多0.228，生育率大约高出16%。杭州样本：超2成带孙祖辈存在心理障碍
现能查找到的“老漂族”全国性数据来自于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
由此可见，中国家庭对隔代抚养有强烈依赖。
据澎湃新闻2022年1月20日报道，在不久前召开的浙江省“两会”期间，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胡扬五提交了《关于鼓励有能力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到城乡带娃的建议》。
胡扬五表示，相关部门应出台政策，鼓励有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从异地到年轻双职工家庭所在地带娃，要为符合条件的带娃祖辈提供异地社保医保、公交出行优惠等便利，使其享受同城居民待遇；同时，为其提供租房补贴，以鼓励年轻育龄夫妻生育。
那么，已迁居至浙江带孙的祖辈近况如何？2021年12月发表于《健康研究》的《不确定压力视角下隔代抚养对杭州市祖辈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一文，以问卷方式调查了杭州市976名参与隔代抚养的祖辈，聚焦于其心理健康状况。该研究调查对象中非当地祖辈超过6成。
该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法和便利抽样法，根据《2019年杭州市主城区各区生产总值总量排行榜》选取杭州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各1个城区，每个城区随机选取2个社区，共计6个社区作为本次调查的研究场所。共发放问卷1002份，回收有效问卷976份，有效率97.4%。在参与调查的祖辈中，非当地人611人，占到62. 6%。
该研究使用中文健康问卷（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CHQ-12）用于心理障碍筛选。结果显示，祖辈CHQ-12筛检的心理障碍率为22.1%。
研究者认为，该研究发现祖辈心理障碍率为22.1%，高于浙江省社区人群的报道（18.5%），可能（由于）与一般人群相比，祖辈需将时间用于照顾孙辈，因而减少了与他人的相处，加剧了自身的孤独感。
该研究还发现，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能够通过雇佣保姆、家政服务等方式减轻祖辈育儿压力，有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减轻抑郁症状。此外，隔代照料强度合适与否也可直接影响祖辈的生活满意度，研究中近一半祖辈每天花费7-12小时照顾孙辈，易忽视自身健康需求，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老漂族”如何增进身份认同
作为老年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漂族”的社会融合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2021年6月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社会保障研究》的《抑制还是促进: “老漂族”的隔代照料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一文，聚焦于隔代抚养对“老漂族”身份认同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会抑制“老漂族”身份认同感的产生，但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参与同乡交往或社会活动，对“老漂族”的身份认同起到了促进作用。
该文认为，对于“老漂族”来说，身份认同是指获得“当地人”、“城市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实际上，提供隔代照料的“老漂族”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附着其上的福利制度有所缺失，因此，该群体在行为和心理上存在“漂泊感”。
该研究所用的“老漂族”人口数据来自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涵盖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包含目标个体样本169989个，其中男性样本 87871个，女性样本82118个。该研究将“老漂族”的流动原因，分为“养老”和“照顾孙辈”两种。
在带孙“老漂族”中，女性占65%，这说明女性老年人群更可能成为家庭照料的主要提供者，帮助承担“家庭责任”。带孙“老漂族”的平均年龄为62.63岁，其中42%的人群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总体受教育水平不高。
该研究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对“老漂族”隔代照料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回归结果表明，隔代照料行为对“老漂族”的身份认同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就性别差异来看，“老漂族”的隔代照料对女性的身份认同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对男性的负向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女性“老漂族”更不易审视自身的“社会人”角色，积极的社会融入感较低。
就婚姻状况差异来看，有配偶的“老漂族”隔代照料行为对其身份认同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承担隔代照料的“老漂族”与配偶异地分居，他们可能面临更大的精神压力。
该研究提出，是否在本地“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既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官方是否赋予流动人口居民权利，也能体现其对老年人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因此，该研究又将“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作为社会支持变量加入模型，发现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老漂族”比没有建立的“老漂族”更易获得身份认同感，这可能是由于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是政府行为，政府在身份确认方面影响力更强。
基于研究结论，该文建议，应正视“老漂族”作为老年流动人口在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的无助感，不能将其主动承担的代际照料责任视为理所应当，家庭的经济支持、精神慰藉不仅可以缓解隔代照料行为带来的认知压力，更能体现我国“反哺式”养老的传统美德。
该文同时提出，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增进“老漂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一环，应以提升“老漂族”的生活质量为目标，精准施策，切实满足该类人群异地生活中的养老、就医等公共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