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随着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通报，反复发酵长达一个月的“小花梅”事件，迎来一份长达6000多字的调查结果。
这虽然是一起旧案，起于上世纪90年代，但围绕这起旧案，不断产生非法拘禁、虐待、渎职等已知和未知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它既是一起旧案，也是一起新案。
曝光这起案件，是解救小花梅，彻查旧案、刮骨疗毒，才能对潜在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形成震慑，彻底铲除罪恶的土壤。
解救被拐妇女儿童，基层干部是关键
“小花梅”事件之所以牵动亿万人心，不仅在于铁链、锁和衣着单薄，也不仅在于前几份通报的不够诚实、不够充分。而在于每一个家庭，只要有青少年的女儿，都有可能被拐卖到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从此天人相隔。
虽然这个可能性很小，但只要落到一个家庭头上，就是彻底的毁灭，谁也承受不起。
此事一经揭露，所有人都在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个世界性难题，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会发生，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会发生。这是人性之恶，要彻底禁绝，几乎不可能。与拐卖妇女儿童的斗争是长期的，甚至可能与人类社会伴随始终。
其次，对拐卖妇女儿童的量刑应该提高。不得不说，有相当一部分犯罪分子之所以进行犯罪活动，是因为他懂得“性价比”，正如刑法学专家罗翔所说，买一只大熊猫都比买一个妇女判得重。
而提高量刑标准，则可以使潜在的犯罪分子仔细掂量一下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如果发现“不划算”，他们或许就放弃了。
另外，有专家也提出，人口贩卖不是一个“买卖”的概念，而是伴随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奸等恶性犯罪，这也有助于人们从价值观上纠正对这种罪恶勾当的模糊认识。
再者，从“小花梅”事件的通报中，我们看到相关基层组织失守、渎职。再结合以往解救被拐妇女的很多案例，她们不能逃脱魔窟的一大原因，就是所在地的村、乡干部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助纣为虐。他们只要存在一丝法治观念和善念，被拐妇女完全有可能获得解救。
所以，监督好村、乡干部，守牢基层治理的底线，不仅是村民自己的事情，也是县乡两级权力机关的责任。
其实想想，他们不知道自己管辖的村里，哪家媳妇是“买”来的吗？不知道哪家孩子是“抱”来的吗？他们拥有制止犯罪的权力，但对此知情不报，不配合解救，甚至通风报信，这不能是罚酒三杯的处罚，必要情况下或许可视为渎职或共犯。
终结“买老婆生儿子”的恶性循环
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形千差万别，有的下迷药，有的抢夺，有的劫持，有的蒙骗。而“买方”的地域分布，不仅有贫困地区，也有富裕地区，总体而言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地区，诉求上，无非是养儿防老、传宗接代。
所以这些罪恶买卖的背后，还是一种“经济理性”使然，因为在今天，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养老，仍然主要依靠家庭。
没有老婆，没有后代可以依靠，预示着老无所依，这种可怕的前景和观念，决定了做不到“娶老婆生儿子”就得“买老婆生儿子”，而且是一种“刚需”。
此外，农业、农村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儿子比女儿“更实用”，因而“经济”收益更好，这种“经济理性”也决定了男女比例的失衡。而越是男女比例失衡的地方，女性地位越低，使男女比例更加失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逐步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飞速发展，一些贫困地区的年轻女孩子们，也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家乡经济好转，使她们开阔了视野，不必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人口拐卖案件逐渐下降了。
而那些传统的拐入地，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不仅增加收入，获得现代意识，而且跟年轻女性的接触面也扩大，懂得自由恋爱，买卖勾当也就逐渐减少了。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长足发展，解决了老有所养，城市化率继续提升，交通四通八达了，偏远山区发展好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口拐卖即便还会有，也会第一时间被发现和遏制。
因此可以说，拐卖人口现象背后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贫穷与愚昧是滋生罪恶的温床”。
当然，这么说绝不意味着在治理上有先后、缓急，而应多管齐下，齐头并进。从法律上提高量刑标准、买卖同罪的呼声必须被正视，而且应该尽快落地。无论如何，拐卖人口这一逾越人类文明底线的罪恶勾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哪怕一起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