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5月8日，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11年前，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转至技工学校就读，轰动一时，成为职教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1年后，在职业教育的讨论热度仍在持续的时代背景下，当年的“吃螃蟹”者又有着怎样的“职教观”？“新华视点”记者近日直接对话周浩，追问他在职教之路上的思考。
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2011年，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选择去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就读。经媒体报道后，这一选择引发争议。
不少人从现实考量，觉得人应往“高处”走：“北大文凭比技校的值钱得多。”也有另一种声音：应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为了名校文凭，去学习不擅长、无兴趣的东西，不值得。
如今的他，对于这一人生转向，究竟是否后悔？
在周浩看来，这只是更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
从幼儿园起，他就喜欢拼玩具，还自学篆刻。直到现在，一有时间，他就扑在模型上埋头做一天。偶尔发的朋友圈，晒的也是花几年工夫做的模型。
2008年，周浩在高考中取得660多分的佳绩。他本想去实践课较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在大家建议下，为了“不浪费分数”，最终报考北大生命科学学院。
但其实，他对生命科学并无兴趣。这段学习经历带给他的更多是痛苦，甚至抑郁。之后，周浩尝试了各种办法：旁听、休学、南下打工，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几经辗转后，他决定退学，学一门自己喜欢、也能养活自己的手艺。
周浩说，虽然自己“弃北大读技校”的做法有点“惊世骇俗”，但社会上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盲目报志愿的现象相当普遍——太多孩子直到高三仍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也不了解大学各专业的情况与未来方向。他很早就提出，应在中小学教育中引入职业启蒙，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清晰的认知。
新职业教育法第十九条，也已回应这一诉求。“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
周浩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潜能，理想的教育应因材施教，帮助孩子更早发现和培养属于自己的潜能。
职校生“就业好、地位差”的现象改变了吗？
“宁愿去最差的普通高中，也不去职业学校。”有家长担心，一些职业学校招生质量不佳，身处其中，孩子会受影响。
教育部2021年数据显示，近5年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水平。不过不少人认为，职校生就业率虽然很高，但不容易找到“体面”的工作；与普校生相比，未来发展也会面临更多瓶颈、更高门槛。
从普通教育转至职业教育体系的周浩，对此也有切身体会。
2014年，从技师学院毕业后，周浩选择留校任教。站上讲台后，他很快意识到，责任不一样了。“老师的一句话，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他发现，在传统教育体系和社会观念里，技校生常遭歧视，也易自卑。教师要做的，首先是帮他们重塑自信。
他讲了一个事例：不少学生可能并不在乎一台普通机器能不能修好，但当他们得知自己维修的机床要用于航天事业时，态度就不一样了。“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但与此同时，隐形门槛与“天花板”依然存在。
周浩注意到，长期以来，一些用人单位更重视外在学历，而非岗位与能力的匹配度。为了有更好看的学历，不少中职学生选择继续读高职和硕士。“用人机构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并提升专业评估能力。”
职校学生毕业后，也面临薪资待遇上的落差。一些学生会直接问他：“数控机床维修这么难、这么苦，我们好不容易学会了，为啥每个月还是只能挣几千块钱？”“作为高技能人才，为什么收入达不到中层管理人员水平？”……
甚至他自己，也会遭遇职场“天花板”——随着学校发展壮大，教师中有越来越多硕士、博士，无论是评职称还是晋升，周浩的学历都没有优势。
平等之路还有多远？
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在周浩看来，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好的开始，但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依然任重道远。
职业教育究竟如何“破局”？他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认同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原院长童华强的观点——当务之急，是在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和师资培养等“内涵”上发力。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在教师培养方面肯“下血本”：学校会出资十几万元，送教师去一流企业脱产培训几个月；设计“四级梯度”发展体系，从普通教师、一体化教师、课程负责人到专业负责人，老师们有明确的上升路径。
2017年，童华强离开技师学院，创办教育咨询公司，希望帮助更多职校提出改革之策。2019年，周浩也加入该公司，从职校老师转型为“职校老师的老师”。
通过研究国内外专业、去企业调研访谈、组织专家访谈会，他们帮助职校老师一步步梳理工作任务关键点和技能提升点，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通常一个专业要做三年，才能形成系统体系。一套方案数百万字，要反复打磨数易其稿。”
开展教育咨询项目后，“一些老师成长很快，学校也快速发展。大家能看到，这几年有些职校开始‘冒’出来了。”对此，周浩感到欣慰。
而在提升教学质量之外，社会观念的改变则仍需时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背后有价值取向、社会机制和教育自身原因。一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轻百工之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社会结构存在等级梯度；三是教育目标更多是培养“人上人”，而非培养“人中人”、着眼健全人格与创造幸福。
周浩认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观念更新。只有在社会层面改变选人用人机制，在教育层面改进内容方式，在个体层面改变认知期待，“厚植尊重实践的工匠精神，鼓励多元发展的文化，整体社会认知改变，职业教育才能更多吸引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如何让更多人安心实现“职教自由”？
有专家认为，培养过多学术型人才，会与社会需求脱节，中国更多大学应开展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
在深圳打工期间，周浩曾遇到一个一起卖软件的女孩。其他人感觉完全一样的颜色，她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但可惜的是，她既不知道自己具有超常的艺术感知力，也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周浩觉得，很多孩子都与这个女孩一样，具有不同潜能；但普通教育更多强调语言能力与逻辑思考能力，一旦学不好语文、数学，便被定义为“失败者”，其他潜能也被“封印”起来。
“理想的教育，应更多按照孩子的天性与潜能培养人才，而非简单依据成绩分流。”周浩说，要让学生拥有在不同教育轨道上自由切换的可能性，令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真正融通。
童华强常说的一句话，也令周浩印象深刻：教育的精髓是“人的发展”。
周浩注意到，职校学生可能在职业发展初期更具技能优势，但越向上走，综合学习能力强的学生越有潜力。因此在课程设计中，他反复强调，职校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职校学生也应学习综合知识。要为充满变数的未来培养技术人才，而非仅仅根据当下需求培训技术工人。”
一次，为了给某职校景泰蓝专业增设“初创课”，周浩与老师沟通小半年，甚至多次争吵。老师起初认为，中级工没有设计基础，无法创作。而在开设“初创课”后，一些学生的设计令人眼前一亮，呈现出更广阔的可能。
“创意需要被激发，且越早越好，这能让学生对职业产生更多认同感、成就感。”展示这些设计图时，周浩很兴奋。这是他最有价值感的时刻。
周浩觉得，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他也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以及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
原标题：11年前“弃北大读技校”，对话当事人：职业教育如何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