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学教育有什么用呢？
理查德·莱文在他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中这样提到，耶鲁致力于领袖人物的培养。在莱文看来，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通识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
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这，才是莱文心目中耶鲁教育的目的。
正如《大学的观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作者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说：“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
职业和做人
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
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按照这种我们熟悉的价值观，这个故事实际是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比较极端的是，不少中国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国大学读书后，又偏偏要他们花大学四年学会计，这的确是“硬技术”，对找工作最便利。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实际上中国会计规则跟美国不完全相同，学完美国会计规则，到了国内还要补课才能做会计。而且像会计这种职业性这么强的专业，根本不需要到美国大学去花钱学四年，在国内的技校就可以学到，然后在国内考会计资格，那样既省钱又更实用。
这些朋友说，他们担心子女毕业后不好找工作，会计好找工作。如果是这样，国内技校不是更好吗？而且，退一步讲，如果只是为了找工作，麦当劳不是有很多工作机会吗？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世界需要有“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谷歌随时随地可以查到，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是通过上网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但，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不在“软本事”方面追赶美国和印度，我们可能只能继续以苦力活、以低利润活为主，而高利润、高收入的工作则继续由美国和印度人控制。
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强化通识教育，也是为了让自己能一辈子活到老幸福到老。通识教育不仅能让一个人增加“软本事”，而且还会让你接触了解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研究，激发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兴趣。
一旦你对许多东西有好奇和兴趣后，一辈子中的不同时段总会有让你感兴趣、让你激动的追求和话题，不会过得枯燥，而会充实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最大化一辈子的幸福感。
中国文化鼓励“听话”和“顺从”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国文化鼓励“听话”“顺从”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
正因为从出生开始，二三十年之内，周边大多数人都比自己年长，都是自己必须要顺从听话的对象，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二三十年里都会被驯化得乖乖的，没机会锻炼讲话辩论。长大后即使想学习辩论、学习作报告演讲技巧，也很难改变从小被迫养成的“听话不作声”习惯。
在中国，别人说“你的孩子好听话”是对你子女的表扬，父母也会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国生活的30年里，从来没有听到美国人以这种话去夸奖人家孩子的，因为美国人会认为“听话”“顺从”是贬义，是没有个性的表现，因此，没有人愿意被这样评价的。
美国学校更注重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看，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
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
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