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与性权：“性与性别是两个独立概念，不能以性别来涵盖性”
记者：这几年，围绕着女权主义的话题，公共舆论产生了许多激烈辩论。在另一方面，“性权”似乎在一些方面正变得与女权对立起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盈盈：那首先得看我们对这些词具体是怎么理解的。对我自己来说，性权——有人直接把我们归为性学——与女权对不对立没什么意思，我相信大家因为立场的不同，在性与性别的议题上会有分歧；但是要看具体什么议题，大家的看法有什么同或不同。泛泛而论，意义不大。不过，我倒是想简单说一点性研究的脉络发展。我从来不叫自己“性学家”，性的研究领域有着不同流派，经历过种种范式的转变。很多人在谈“性学”或将性权与女权对立的时候，对性研究领域的人与观点是一把抓的。
简单来说，性学偏向的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在依然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与医学化范式下的性科学，对应于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社会中的“sexology”。我们性社会学所强调的是社会与人文领域的性，更对应于英语里的“sexuality”，是在批判科学主义与医学化范式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强调社会与历史建构视角的性概念。西方学术界从sexology到sexuality的研究范式转变，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中国大陆的性社会学者挑战、质疑性医学范式，也至少持续了三十来年。所以，从脉络上来说，性权与女权的对立，是指哪个“性”的范式呢？
另一方面，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女权主义内部发生过一场争论，被称为“性之战（sex war）”，以麦金农为首的反色情女权主义阵营——她们也因为积极推动法律介入，而被称为法理女权主义——与以Carole Vance、Gayle Rubin等人为中坚力量的另一派反反色情女权主义——现在可能会被称为性权派——在色情、性工作者、拉拉SM等议题上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就近来说，在台湾，何春蕤、丁乃非、王苹她们几位被称为性权派的领军人物，90年代的时候也是从主流女性主义的阵营里被踢出来的。当然，她们至今也没有放弃性别的领地，创造了性/别概念与斜理论（sexuality/gender），不断对话、叫板台湾的主流女权主义与日益凸显的性别治理。
深究起来，即便是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内部，不管是老一代与新一代，还是就是新一代女权主义，在各类性议题上的看法也不见得都一样。所以，你说性权与女权的“对立”，要怎么讲？恐怕没那么简单。与其笼统地说性权与女权的争论，不如直接回到中国大陆的具体情境，讨论我和你、我和她在什么具体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来得实在。
记者：对于性权与女权的关系以及一些主流的女权议题，你有什么看法？
黄盈盈：既然说到性权与女权的关系，就我的观察而言，有几点议题，我与大部分女权主义者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我认为性与性别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只是关系非常紧密且相互构建，但是不能以性别来涵盖性，因为这种涵盖之下，性基本就不可见了，或者以否定的形式出现，这个渊源也与Gayle Rubin等人对于性-性别关系的讨论有关。而只强调性/别不平等的结构，忽视性别主体——比如小姐——的能动性与草根力量的论述，我是有看法的，因为后者在应对结构暴力中非常重要。我在小姐们中间看到了这种力量，比一些高大上的口号管用多了。
在这些议题上，我更喜欢贴着地面说话。对于最近不断泛化的反性骚扰、性暴力等强化“受害者”与“性危险”的话语，各类呼唤性骚扰故事、召唤“me too”情感，甚至培训性故事讲述的做法，还有在此基础上对于制度化、法律介入性治理的呼吁，我持保留意见，态度上也是比较警惕的。
最近在另一个场合，我有讲到性故事讲述的套路问题。在“性”的议题上，往往不是“真实”可不可及，而是道德恐慌与价值情感的卷入远胜于对“生活真实”的探讨；可怕的是，讲着讲着，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更为可怕的是，信以为真的叙事套路逐步变得不容置疑，从而使人坚定到不愿意看向任何其他的可能，甚至不允许有些许迟疑；至此，有争议的真实——英文叫contested truth——也就变成了绝对的真实。
我基于自己的研究经验与生活体会来认识这些议题，也吸取了美国与台湾性别治理的教训。在大陆和很多其他地区，在性与性别不平等如此严重的背景下提出这些警惕，并不容易，更不是说风凉话。解决了问题一再来回应解决途径本身可能会制造的新问题，代价可能是惨重的，而且这种做法往往也解决不了问题一。这些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存在，不能成为“不能”质疑现在不断出现、制造的“受害者”话语的理由。此外我也不认为，有某一种理论或主义可以不受或容不得任何质疑与反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何春蕤老师、Galye Rubin等人的论述。不是我不够胆，是我说得不如她们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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