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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尼克松到白宫上任时，坚信美国精神正被国内激进分子、堕落的嬉皮士、剥削他人的色情产品出版者所侵蚀。他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要将这个国家从它骇人的诱惑物中净化出来，在校园和城市中重建律令和秩序，为此他倡导了一场“公民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尽管他的出生地就是美国大部分色情电影和露骨色情照的发源地，可尼克松既不欣赏也不理解这些东西的魅力何在，他也从不认同南加州人散漫、闲适、自我放纵的生活作风。
尼克松在崇尚户外运动的加州成长为一个从事室内工作的人。他是清教徒，出生于洛杉矶城外一个穷困的乡村，那儿离《愤怒的葡萄》比离好莱坞山更近。他的父亲是个冷漠的电车司机，1906年从俄亥俄州一片不毛之地移居到西部，曾经经营过柠檬种植场，但失败了。他脾气暴躁，沮丧失意，要求孩子们服从他严厉的纪律。尼克松的母亲汉娜·米尔豪斯12岁时和她信奉贵格会的父母从印第安纳州来到南加州，在惠蒂尔宗教社区中长大。这社区是19世纪末由新英格兰的贵格会信徒建立的，同一时期，詹姆斯·唐纳崇尚性爱自由的奥奈达社区成员搬到了附近的圣安娜。汉娜是个坚毅不屈、信仰坚定的女人，为了给理查德·尼克松患结核病的兄弟付医药费，她离家做厨子和清洁工工作三年。
理查德·尼克松毕业后做了很多份工作，几乎没有放松闲暇的时间，他成长为一个尽职尽责、不苟言笑的年轻人。周末时他在友谊教堂弹钢琴，在惠蒂尔学院——致力于培养基督教领袖人物的贵格会机构，他名列前茅，辩才尤其凌厉。他获得了奖学金就读于杜克大学，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先是在海军服役，之后于1946年击败一名加州民主党员，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抨击这名民主党员的自由派观点是亲共产主义。尽管这场措辞激烈严苛的竞选活动，和此后很多类似的竞选一起，将尼克松以爱国者和卫道士的形象置于全国万众瞩目的焦点，他自己却鲜少感到被选民真正接受和崇敬，甚至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他也常常内心不安。
如果尼克松能完全掌控这个国家，他会将惠蒂尔学院的风气推广到大街小巷，那里充满了秩序和服从，有对勤奋工作、宗教和道德刚正的尊敬。上任总统时，他带了两个加州人去华盛顿，他们和他一样认为这些传统应该保存下来，这两人成为他国内事务的首席顾问。他们都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是不沾烟酒的基督教科学派[121] 信徒；都是保守的共和党、爱国者、顾家男人，对喧闹的反主流文化、广为扩散的性放纵、影视和出版物愈发色情化的趋势大感震惊。其中一个叫H.R.霍尔德曼，高个平头，是个专断的前广告经理，日后成为尼克松的白宫幕僚长。另一个是检察官约翰·D.埃利希曼，前鹰级童子军[122] ，授勋的空军领航员，在德国境内执行过26次轰炸任务，他之后成为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在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媒体之后，埃利希曼组织“堵漏人员”进行报复，他们突击查抄了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还有民主党国家委员会在水门的总部。
除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尼克松总统在自由派的厄尔·沃伦[123] 退休之后任命沃伦·伯格——一位白发苍苍、仪态庄严、卫理公会崇高道德的模范，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以此来支援他的“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伯格是美国前助理司法部长，由艾森豪威尔任命在上诉法院供职，他支持政府对国内激进分子的窃听特权，限制媒体自由，厌恶色情产品。
不久，在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去世，亚伯·方特斯[124] 因公众对财政问题的质疑被迫离职后，总统又得以在最高法院安插了三名保守派。他们分别是威廉·伦奎斯特——47岁，来自密尔沃基市，是务实坚定的戈德华特共和党员，他曾在尼克松的司法部工作，赞成死刑判决，反对堕胎；哈里·布莱克门——绝对戒酒主义者，老派刻板的哈佛毕业生，明尼苏达州人，他和首席法官伯格上的是同一所小学，也加入了圣保罗的同一所教堂，还是伯格婚礼上的伴郎，在任命前的面试中，布莱克门回答尼克松的提问时向他担保，布莱克门家的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嬉皮范儿”；还有刘易斯·F.鲍威尔——一个体面的弗吉尼亚州人，美国律师协会前主席，在最高法院任职后不久就被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有一天他不得不坐在法庭的放映室里，观看色情电影《一丝不挂》中金发裸体的瑞典女演员淫荡的表演，这是一起淫秽案的证据。
有这些守旧的法官入驻法院，尼克松期望反色情的行动能得到大范围支持；他同时也期冀从新成立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中获得帮助，这个由前总统约翰逊于1968年委任的18人小组，旨在研究露骨色情物品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并且在必要情形下提议一些矫正方案。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以及很多国会议员和教会领袖很久之前就坚称，露骨的性杂志和电影会怂恿暴力犯罪和强奸，但联邦政府一直没有尝试寻找证据来证实这种论断，直到该总统调查委员会建立，国会拨款200万美元支持该委员会进行一项历时两年的研究。
委员会中有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神职人员、律师和商人。其中一位成员在1969年因一项外交任务辞职后，尼克松任命了一位他挑选的人，据他所知是全美反色情最狂热的人之一。他名叫查尔斯·H.基廷，是个精瘦、金发、坚定的天主教徒，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是辛辛那提市的检察官，他多年游说反对性电影和书籍，使得辛辛那提的头条记者们称他为“洁净先生”。
查尔斯·基廷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全美高校游泳前冠军、“二战”期间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以及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高级主管，在他的社区颇受人敬畏；50年代，他被城市报刊亭中越来越多的色情杂志和书籍激怒后，说服了一些热心市民、商业领袖和虔敬信徒加入他的反淫秽运动，并为他建立的免税社团“正派文学公民联盟”[125] 捐款。
该社团的主要目标是向地方政客和执法者施加社区压力，促使他们关闭辛辛那提有露骨性爱书籍和影片的书店和电影院，还号召人们写信抗议，甚至抵制性爱杂志商店店主、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赞助方，只要它们容忍以性为导向的栏目，或播放其他可能被认为不适宜道德高尚的家庭合家观看的节目。CDL本质上是在复苏老天主教良风团[126] 战前的策略，良风团曾经吓坏了好莱坞电影业，直到像霍华德·休斯和奥托·普雷明格这样的独立制片人出来勇敢地挑战它；虽然很多公民自由主义者最开始对基廷的CDL不屑一顾，认为它太过时了，该社团却在60年代蓬勃发展，成长为在20个州有32个支部的全国性组织，据估计，它大约有35万活跃成员，他们支持约束性爱及书刊检查制度。它的荣誉成员包括11位美国参议院议员、4位州长和100多名众议院议员。很多市政首脑、地方检察官，以及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华盛顿和洛杉矶的天主教大主教们都支持它。几十个大城市的日报，按理本该是反对书刊检查制度的，却都支持CDL的“洁净”计划，同意约束、压制或完全禁止X级[127] 涉性电影刊登广告。这样做的报纸有《辛辛那提问询报》（基廷的弟弟是这家报业公司的董事长）、《迈阿密新闻》、《旧金山观察家报》、《洛杉矶时报》、《底特律新闻》、《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最终，连《纽约时报》也被这种趋势影响。
CDL自己的双月刊《全国正派报道》热情洋溢地详述每一场全国机敏的警察对“肮脏”书店的突袭查抄，热切地宣布法庭对色情产品出版者的定罪判决；它每期也会带着奉承的口吻刊印一位执法警官的人物小传和照片，此人定是最近惩罚过“淫秽商人”，大标题赞誉他为“本月执法者”。
《全国正派报道》中擅长揭发丑闻的编辑叫雷蒙德·高尔，是个戴眼镜、敦实、面色红润的50多岁男人，被基廷发现之前默默无闻地在洛杉矶工作，他当过一家牛奶公司的会计，还是一家链锯生产公司的系统分析师。高尔正是基廷希望招募到CDL的那种人：政治保守派，天主教徒，海军老兵，有七个孩子的顾家男人，为了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奋斗了几十年，还要压制住内心的愤懑——怨恨国家福利欺诈、充满优越感的校园激进派，还有性堕落者们，后者犯下了所有能想象到的反上帝、反自然的罪孽。
高尔是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引起了基廷的注意。一个周日晚上，高尔走去一家中餐馆给家人取餐，路上不由自主地睁大眼睛站在一家新开的性用品商店门前，它就开在高尔家的好莱坞街区。在橱窗里他看到很多标题耸人听闻的平装书、排列整齐的电动按摩棒和橡胶假阳具、法式螺纹避孕套、一管管的润滑剂、吊袜带，还有很多本印有裸体年轻女人全彩照片的杂志，她们张开双腿、高展胳膊、半张着嘴巴。尽管不以为然地对自己嘟哝着，高尔仍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兴奋，可憎地觉察到自己不正当的欲望。他马上转身走了，对自己竟然在那儿逗留了那么长时间感到困窘。
当天晚上，妻子和孩子都睡了后，那邪恶商店橱窗里的影像仍旧久久停留在高尔的脑海里。他被这些影像困扰，焦躁不安、心烦意乱；但他同时也感到被圣灵召唤，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自他在芝加哥老家当祭台助手的时期之后，就再没有过，他从内心深处体认到一份虔诚的热忱，希望对抗和战胜由可鄙的色情产品商所挑起的魔鬼诱惑。那晚他几乎没睡，第二天他给好莱坞商会写了一封愤慨的信，抗议在他家附近开那样一家店。一周之内他收到一封感谢信，信中承诺会通知警察。几天之后，他从报纸中读到那家店已经被当局查抄，关门大吉。
此事令雷蒙德·高尔印象深刻，大受鼓舞，一生中头一次体验到自己有力量影响这个鄙俗的世界，他开始一有空就驾车在城里转悠，记下其他性用品商店的名字和地址。在洛杉矶的商业中心，靠近市政府的地方，他算了算有六家生意似乎很兴旺的店面，于是他写信给市长，质疑像这样的店如何能合法地开在市长办公室和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周围。几天后高尔接到市反堕落小队一位警官打来的电话，他说：“高尔先生，留意明天的报纸。”第二天，洛杉矶媒体头版都报道了对这六家店同时进行的突击查抄，逮捕了一些店员，没收了七吨淫秽用品。
这之后不久，一个CDL的代表联系了雷蒙德·高尔，紧接着，查尔斯·基廷在洛杉矶的一次演说期间，安排了与高尔见面。在外貌和风格方面，这两人迥然相异。基廷高挑，整洁得无懈可击，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威严；而高尔资质平平，相貌沧桑，腰身足够宽，把他紧身西装的线缝处抻得紧紧的。但他们都对罪恶的性深恶痛绝，在这方面他们有相似的灵魂；更熟识对方之后，基廷觉得高尔又质朴又健谈，认为要是他为CDL代言会令人信服。
不久基廷对高尔的直觉要在一次检验中体现出来：CDL一个专讲性爱话题的常任演说者由于一项更重要的职责，不能到洛杉矶的一家服务俱乐部[128] 演讲，高尔被说服去代替他。尽管最初非常紧张，因不得不站在一大群人面前而很难为情，但高尔仍用简单坚定的语句缓和了气氛，向听众表明，他反对色情作品作者公开亵渎私密而神圣的爱。他不否认色情产品的诱惑力。他承认事实上他和大部分人一样难以抵御它的刺激。但他说它很可能是引人堕落的，它替代了性结合所应象征的诚挚爱意，令人厌恶。如果兜售性产品的人将来仍享有现在这样的自由，被允许继续传播这些下流物品，他们的污染不仅会毒害消费它们的人——他们选择消费这些产品就难免受害，也会毫无例外地传播到整个社会，削弱家庭生活的质量，危害国家的伦理道德健康。
高尔的首次演讲如此成功，于是基廷力劝他成为CDL的发言人。高尔之后又公开露面了几十次，不仅在服务俱乐部里演讲，还和CDL的成员一起，在大礼堂的讲台上舌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29] 的律师和各种各样拥护第一修正案的人。1967年雷蒙德·高尔接受基廷的提议，成为CDL洛杉矶支部的负责人，同时也代表CDL出现在加州和全国的学界听众面前与广播——电视脱口秀中。有一次高尔飞回他的故乡芝加哥，受邀在一场脱口秀中谴责色情产品，和他对峙的嘉宾是一个当地的色情产品商人兼按摩院店主，29岁，名叫哈罗德·鲁宾。高尔和鲁宾立马就互相看不顺眼。高尔认为这个直言不讳的年轻人是个无所顾忌、缺乏准则的俗物，而鲁宾从高尔身上看出自己父亲的迹象：那也是个在芝加哥出生、受压抑的蓝领保守派，性比越南战争更会让他不舒服。
1968年雷蒙德·高尔在华盛顿做CDL非官方的游说者。在那里，通过《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华莱士的帮助，高尔和CDL一位叫詹姆斯·J.克兰西的律师一起，与几位国会议员私下会了面，强烈要求引入力度更强的反淫秽法案。他们被允许进入参议院地下的一个小房间，里面配有一个幻灯机和大屏幕，参与者有南卡罗来纳州的斯托姆·瑟蒙德议员、密歇根州的罗伯特·P.格里芬议员和爱荷华州的杰克·米勒议员，他们向这些议员展示淫秽品的样本，这类淫秽品能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邮政传播和销售，大体是因为目前最高法院的标准过于自由宽松。
颇巧合的是，高尔和克兰西在华盛顿的时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也正开始组织公开听证会，提名亚伯·方特斯法官代替即将退休的77岁的厄尔·沃伦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很多政客和利益攸关的组织，包括CDL，都反对方特斯上任。1968年初夏和秋天，对方特斯的血泪控诉，包括他从研讨会费用中获利，还有据说他打过电话呵斥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都曾对约翰逊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持有异议。由格里芬议员带头的一些共和党人对约翰逊总统的行为表现愤怒，因为约翰逊总统虽然已经宣布1968年不会再谋求民主党提名竞选，却在主政的最后几个月，试图提拔他律政界的朋友就任高职，要不然此职位可能会由新总统青睐的人就任，那样首席大法官就可能会是个共和党人。
CDL与方特斯的不和，是由于他在最近几起淫秽案中对色情作品的宽容，包括他投票赞同合法化那本长期被禁的英国小说，讲述的是妓女芬妮·希尔的故事（书名叫作《欢场女子回忆录》），还有在“科林斯出版社诉威斯伯利案”中纵容像《罪恶耳语》这样的黄色小说。此外，CDL注意到，《罪恶耳语》的出版商曾经是方特斯在华盛顿律所的客户之一——千真万确，CDL声称从联邦调查局探员那儿得知，此出版商据说曾吹嘘过和方特斯的关系，暗示这会保护他免受联邦起诉；CDL进一步宣称，这条联邦调查局内部消息在参议院的传播，最终影响了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里特·M.德克森（他最初是支持方特斯晋升的），使参议院内的势力天平倾斜到反对亚伯·方特斯的一方。
理查德·尼克松1969年1月宣誓就职总统后，他的司法部长约翰·M.米切尔带来一项对方特斯不利的新证据——他曾从一名金融家创办的基金会那里收受2万美元费用，该金融家曾经因为销售未注册的证券而获罪。于是亚伯·方特斯被迫从最高法院辞职，尼克松又得以在他的空缺处填补了一名保守派。
方特斯辞职一个月后，CDL又有了高兴事，尼克松任命查尔斯·基廷加入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CDL的报纸表达出了乐观情绪，认为基廷强有力的个性（尽管他在约翰逊总统成立该委员会一年之后才加入）不久定会激励其他成员，找到有效的手段让淫秽产品好看。基廷认为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其中有温弗雷德·C.林克，一位来自田纳西州赫米蒂奇的卫理公会牧师；欧文·莱尔曼，在迈阿密海滩的伊曼纽尔寺中任犹太教祭司；还有莫顿·A.希尔，一位天主教神父，之前曾在曼哈顿带领纠察队对抗色情作品出版商，他也是一个叫“媒体道德公司”的监察组织的主席。名单上还有一个来自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教员兼牧师，叫G.威廉·琼斯；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还有两名女性，一个是来自南达科他州的英语教师，叫凯思林·斯比茨，另一个是在美国电影协会工作的纽约律师，叫芭芭拉·斯科特——人们期待对于女性身体常常在色情世界中被使用的方式，她们能浓墨重彩地表达出女性的愤慨。
其他委员似乎也呈现出可靠的社会图景：莫里斯·A.利普顿，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奥托·N.拉森，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爱德华·D.格林伍德，门宁格基金会[130] 儿童精神病学家；约瑟夫·T.克拉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社会学研究者；托马斯·D.吉尔，康涅狄格州少年法庭首席法官；弗里曼·刘易斯，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总裁；爱德华·E.埃尔森，亚特兰大通讯社总裁；马文·E.沃尔夫冈，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弗雷德里克·H.瓦格曼，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而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威廉·B.洛克哈特，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院长。
还有其他二十多名职员辅助委员们的工作，其中有些并非是做研究的专家，他们被指派在全国各地旅行，为委员们收集可用于分析评估的信息。成立后的第一年，在基廷加入之前，委员会曾派遣研究小组采访和分析那些制造露骨色情产品的大商人、色情商店经营者，还有定期购买的消费者。研究者发现，邮政检查员和执法部门对色情产品最为了解，他们不仅认识、洞察到该非法产业的规模和范围，还判断黑手党在生产流通色情产品过程中可能的影响。研究员去中西部和纽约的监狱，讯问强奸犯和其他性罪犯，期望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在犯罪之前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书籍和杂志。
委员会咨询了100个全国组织，要求他们书面提交对色情产品的看法。一名委员会调查员甚至被派去丹麦，因为最近露骨色情产品和现场色情表演在那里已经合法化，以期弄清这对丹麦性犯罪的数量、社会行为趋向以及该国的道德氛围有何影响。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个科学团队每天给23名男学生播放90分钟色情电影，每周五天，持续了三周，想研究这些电影对学生个人习惯和情欲的影响。所有学生志愿者看电影时都穿着长袍，袍子下面的阳具上套着连有电极的避孕套，来精确检测勃起，他们的胸周围也挂着风箱，耳朵里戴着电子设备。每天放电影之前，研究者会私下问学生在看过电影后的24小时内是否自慰过或做过爱。
委员们自己也看露骨的色情电影。1968年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印第安纳州的金赛研究所举办，在那儿除了展示金赛博士收集的大量春宫图、简要告知全国最新的与性相关的数据，成员们还被护送到一间放映室，观看老式色情电影以及全彩的当代色情电影集锦。也许观众中最着迷的是莫顿·希尔神父，尽管放映结束灯光再亮起时他满脸通红。在纽约他是色情产品最博学、最不屈不挠的敌人之一。那次放映之后，还有以后接触类似作品之后，希尔神父都向委员会中的女律师表达心中的忧虑，担心她被强制观看如此污秽的东西；但当女律师表示这些并不真的令她惊惧嫌恶，神父很明显惊慌失措，回答说会为救赎她的灵魂而祈祷。
尽管委员和职员可以内部自由讨论他们对色情作品的反应，威廉·B.洛克哈特主席却力阻他们向公众或政府官员透露个人见解。洛克哈特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研究项目有潜在的煽动性；如果处理不好，或者在委员会完成所有研究给出诠释之前贸然将残章碎片泄露给媒体，可能会引起很多误解和争执，以致削弱最终报告建议书的冲击力和重要性。因此，媒体或政客在调查期间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被转给洛克哈特或他的个人助理，由他们来统一回答；虽然在委员会第一年的运转中，洛克哈特的同事恰如其分地尊敬着他作为法学院院长的权威姿态和委员会主席的尊贵身份，但1969年查尔斯·基廷加入后，基廷过于自信专断的言行却立刻给团队互动带来一抹张力和对峙。
冲突开始于基廷发现大部分田野调查并非委员们自己进行，而主要是由洛克哈特挑选的职员和研究者开展的。紧接着进一步触怒基廷的是，洛克哈特选择的法律顾问，隶属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保罗·本德尔律师可以参加委员会会议，而基廷在CDL的朋友兼法律顾问詹姆斯·J.克兰西甚至无权观摩这些活动。洛克哈特不允许基廷出席所有他想参加的会议，这也让基廷非常烦扰；在基廷看来，公开听证会可以很好地宣传色情产品的传染性，曝光靠售卖淫秽物品致富的不法商人，于是当洛克哈特坚持反对举行公开听证会后，基廷决定拒绝参加委员会之后的所有会议。
但比起基廷对委员会初步调查结果的激愤和嘲讽，他与洛克哈特之间锱铢必较的争执根本不算什么。由洛克哈特主导的委员会在1970年秋季完成了初步调查结论和建议，正准备编辑并递送给政府印刷局。基廷目瞪口呆地发现，花了那么多金钱、精力和时间调查色情产品，洛克哈特带领的大多数人最终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色情产品完全不是一个国家问题，处理它最明智的方法——至少在参涉者都是成年人的时候——就是干脆忽略它。
报告称：“委员会相信，政府无权持续干涉成人完整的个人自由，因为由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开展的大量经验调查，提供不出证据证明，接触和使用露骨的性物品会对社会或个人造成严重伤害，例如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性方面或非性方面的行为反常、剧烈的情绪扰乱等”。
报告继续说，在监狱和精神病院进行的研究发现，强奸犯和其他性犯罪者不大会是色情产品的消费者，却更可能有“保守的、压抑的、来自缺乏性爱的背景”；该报告补充道，对美国流行色情产品最为暴跳如雷的人群，是那些“过分热切的”“宗教方面活跃的”年长公民，他们也相信“报纸无权刊印批评警方的文章，应禁止人们出版攻击我们政府体系的书籍，应禁止人们发表反上帝的言论”。
放映色情影片对北卡罗来纳23个大学生造成的影响，大致是到最后他们都觉得无聊透顶；丹麦色情产品合法化，不仅没有引起早先一些丹麦人所担忧的犯罪率飙升，结果反而是，像窥淫癖这样的不当行为有相当地衰减。这似乎暗示，窥淫狂们既然能在裸体酒吧、色情电影和现场色情表演中看到更多，就更不愿意冒着被捕的风险从人家窗户里偷窥。报告继续说到，不同于很多美国公民的设想，美国性产业并非被黑手党或其他进行有组织犯罪的派系控制；色情商业自然是养活了很多有犯罪记录的人——想想看，警察不断以非法涉性交易逮捕他们，有犯罪记录并不奇怪，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与黑手党歹徒勾结的“统合的‘淫秽’产业”。性产业中的大亨——例如洛杉矶的米尔顿·吕斯和马文·米勒，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克利夫兰的鲁本·斯图尔曼，亚特兰大的迈克尔·特维斯——大都确实不是美国商业促进会[131] 中受人尊敬的会员，但他们也并不是统治着“一家子”职业杀手的黑手党教父，没有形成什么黑手党全国性网络。而且，报告继续说，美国大多数性产品的消费者，那些每年贡献百万美元观看色情电影、购买裸体杂志、光顾按摩院、在色情影片自动贩卖机那儿花了几吨硬币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道德败类、强奸犯、摩托党、杀手或其他精神失常的社会渣滓，相反，他们大多是最高法院所定义的“一般人”，或者用委员会报告中的话说：“绝大多数是白种人、中产阶级、中年、结过婚的男人，穿着西装或整洁的休闲装。”
色情产品对这些人的影响，并不像危言耸听者所坚称的那样，会刺激人们疯狂地跑到街上强奸女人，或煽动他们砸了房子抛弃家人。如果色情产品有什么刺激的话，也是引起私下自慰；或者要是这个人有善于接纳的妻子、情妇或女友，会增加做爱的欲望。但是，报告重申，犯罪行为并不来自接触色情产品，因此以洛克哈特为首的大部分人主张，美国政府——它每年投资数百万纳税人的钱骚扰和起诉色情产品出版商，成果却颇令人怀疑——现在应该废除所有不当的法律，那些法律剥夺了成年人观看、阅读任何所谓淫秽材料的权利。
查尔斯·基廷对这项建议很警惕，在警告了尼克松政权洛克哈特那儿即将产出的结果后，他在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暂时拖延了委员会出版报告的计划。在基廷申请的一条禁令被法官批准了后，他召集CDL的人马给华盛顿写信发电报，强烈要求“国会对委员会进行迅速彻底的调查”。委员会18名成员中，只有基廷和其他三人完全反对洛克哈特的幕僚所起草的报告。与基廷一道的反对者包括莫顿·希尔神父、温弗雷德·林克牧师和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希尔神父对报告的怒气和基廷一样大；希尔——林克的联合反对意见以此表态开头：“委员会的多数人报告是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
不久，很多重要人物加入了基廷的抗议。其中有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美国邮政部长，参议院两党领袖，以及美国天主教主教全国会议的主席。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声称：“如果我们想要一种社会，它鼓舞人高贵的一面、使人类得以升华，那么我认为色情产品绝对是有害的。”最终，尼克松总统弄清楚了报告确实像基廷宣称的那样，对人们不具有惩戒功能，于是他公开宣布“完全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并谴责委员会“损害了”国家利益。他补充道：“只要我主政白宫，国家控制淫秽产品、从国民生活中剔除淫秽产品的努力就不会松懈……委员会认为下流书籍影片的激增对人的品性没有持久有害的威胁……几世纪的文明史和十分钟的常识思考会告诉我们绝非如此……美国的伦理道德并非儿戏。”
要是尼克松有权撕毁委员会的报告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委员会是在一项国会法案下运转的，该法案要求它书面呈交研究成果和建议；所以，基廷的禁令带来的十天冷藏期一过，委员会报告就复苏了，并进入投送政府印刷的程序，不过条件是允许出版另一份报告，反映出基廷 对色情产品问题的看法。
基廷的报告是一份长达175页的文件，责难了洛克哈特和他的调查方法，将委员会的事实探寻者们描绘成是天真的“象牙塔”学者和年轻的“青涩毕业生”，他的报告还重印了警方记录和时事评论员们的观点，他们将不道德的性和色情产品看作现代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基廷引述阿诺德·汤因比[132] 的见解，即最先进的文化会推迟年轻人的性体验；他也加上布鲁诺·贝特兰[133] 的言论：“如果一个社会不忌讳性，孩子会在性爱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历史彰显出，这样的社会无法创造文化或文明；它就一直是原始蒙昧的。”基廷的报告中也包含一段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34] 在1835-1840年游历美国后写下的文字：“我在美国宽阔的港湾和丰沛的河网中探寻她的伟大非凡——但无所获；在富饶的土地和广袤的牧场——也无功而返。直到我来到美国的教堂，听到她的布道坛被正义的言辞点燃，我才明白她非凡和强盛的秘密所在。美国是伟大的，因为她是高尚的——如果美国不再高尚，她也就不复伟大。”[135]
基廷的报告所引发的争端，让报纸对委员会调查结果一事持续报道了很多天；就在事情要平息下来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事件使冲突愈发恶化。1970年11月，加州出版了一套未经授权的插画版总统报告，这本售价12.5美元、352页光泽照人的大开本平装书里不仅有委员会项目的全文、基廷的辩论，还有对这个论题的图解——一张张照片和绘画，描绘交合的情侣、纵欲聚会上的群交、女性为男性手淫、男性用按摩棒满足女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中世纪的修女用蜡烛自慰、把放浪淫逸描绘得详尽精确的古代东方画作、把流行漫画书中的角色淫荡化的卡通画、巴勃罗·毕加索的色情雕刻、穿皮衣和高跟鞋的女人抽打上了手铐的男人、不同人种混在一起狂欢作乐的照片，还有一个红发女人用舌头爱抚一匹马的下体。书中有不少于546张插图，覆盖了读者能想象到的所有性交类型，出版商辩称，使用它们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正是委员会成员在完成报告前详细检查和评估的那种材料。
除了第一版发行了10万本并将它们投放到全国的“成人”书店，该加州公司还邮寄了5.5万本广告册子，里面包含书中的一些精选插图，并告知读者如何能买到插画版报告，同时也夹带了一条声明指责尼克松总统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广告册的大标题写着：“多谢，总统先生”。下面的正文继续说道：“一项伟大不朽的调查研究现在集结成一本巨著。所有的事实和数据以最好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充分配有黑白和全彩插图。详细展现出史上最具争议的报告的方方面面。本书是所有公共和个人图书馆必备的 研究性书籍，严肃地涉及完整的学术自由和成人选择权。此项研究花费公共基金数百万美元，来发现在当今美国关于情欲的精准真相 ，但最高层却竭尽所能查禁这些信息。甚至总统本人也立即拒斥这些事实。企图压制这份报告是对全国每一个成人不可宽恕的侮辱。每个个体必须 被允许做出他自己的决定；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很多成年人，很多很多 ，读过这份报告后定会做出自己的决定。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甚至没有必要有这样一本书。”
可以预见，联邦调查局探员很快就弄到了一本这样的插图版报告，然后快递到约翰·埃德加·胡佛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在那儿，局长表达完对这样一本书竟然可以刊印的愤怒和惊诧之后，提醒总统留意这件事。而尼克松已经看过这本书了，几天前怒不可遏的基廷已经寄给他一本，是雷蒙德·高尔在洛杉矶一家性用品商店闲逛时注意到，买了很多本，并向基廷通报的。尼克松对他看到的东西目瞪口呆，不久，联邦检察官和探员们就开始讨论怎样最有效地用法律手段惩罚出版商：一个精力充沛的叫威廉·哈姆林的50岁男人，他们已经相当了解他了。
早前十年在圣地亚哥，威廉·哈姆林曾在几起淫秽案中被传讯，在那儿他的公司靠销售书籍获利数百万，书籍包括热辣的平装书和杂志、激进的政治论文、科幻小说、非虚构作品、像亨利·米勒的《殉色三部曲》那样的畅销书、特里·萨瑟恩和梅森·霍芬伯格的《糖果》，以及萨德侯爵、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36] 和伦尼·布鲁斯的作品。曾一度是亚伯·方特斯所在律所的客户还被联邦调查局引述，据称说过自己逍遥于联邦律法之外的，正是哈姆林——高尔和克兰西1968年在参议院游说，反对提名方特斯任职首席法官时，提到的就是这段轶事。
实际上，政府掌握到的哈姆林的情况，不少已经被高尔在CDL报纸上发表了，他是从法庭记录中整合出哈姆林诉讼经历的案件历史；之后高尔会对哈姆林了解得更多，在圣地亚哥一间脱口秀的电视演播室里，他和威廉·哈姆林第一次打了照面。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一见面就会厌恶他，但在节目开始前与哈姆林在后台闲聊的几分钟里，高尔却很奇怪地缓和下来。举止和外表方面，哈姆林和高尔并非毫不相像：他们都是中年人，灰白头发，穿着几乎相同的保守西装和领带；都是芝加哥人，接受的是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继续交谈下去后高尔发现他们这一生几乎是彼此的影子。
两人都是在1921年夏天出生于芝加哥北区，在弥撒中都当过祭坛助手；他们在同一片沙地玩过球，上的是邻近的高中。哈姆林和高尔第一次离开芝加哥都是去服兵役，战后回来都娶了年轻的芝加哥女人，生了好几个孩子，并组织了一个大家庭。几个异常严寒的冬天过后，两人都举家迁移到南加州，在那儿，鬼使神差地，在色情作品问题上两人却持有了相悖的立场。现在，在圣地亚哥一家演播室里，他们将作为辩论对手被介绍给观众，高尔感到哈姆林对于自己似乎有某种亲缘关系，最初全无争执和烦扰他的兴致。
但当高尔在开篇陈述时颇有优越感地提及兴旺的污秽文学生意，哈姆林开始变得敌对戒备——痛处被触及，两人立刻辛辣尖锐地争执起来。哈姆林强调他有权私人拥有并按行规出版裸体杂志和色情书籍，而高尔质疑这项权利，主张应该禁止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接触这类诱惑人的东西，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应受谴责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是危险的。在将近一小时的时间里双方相互对抗，对话常被打断，情绪激动充满挖苦；甚至在录制结束后，两人还能感受到节目所激发的敌意和憎恶。摄影机停机、头顶的灯光熄灭后，高尔和哈姆林同主持人握了手，然后就冷淡地转身离开了对方，离开演播室前也只刻板地道了声晚安。
高尔后来好奇，到底是什么使他们虽然有如此多共同点，却在这一问题上迥然相异；他只能得出结论，在芝加哥的布道坛和联邦法庭的长椅之间的某处，哈姆林和他宗教的精神丧失了联系。
要是高尔能和哈姆林再多谈谈的话，他就能证实自己的猜想，因为威廉·哈姆林在40年代离开芝加哥加入军队之后，确实就丧失了信仰；尽管哈姆林也可能会辩称，是教会 自身丧失了信仰，因为它在战争期间背离了很多传统，变得更世俗，不那么克己禁欲和精神至上了，因此也就不那么配得上他曾经给予的敬畏和热爱了。
更年轻点儿的时候，哈姆林曾考虑过当神父，他在教会的约束中感到自身变得高贵，在它严格的规章准则中感到安宁无虑，教会鉴明和惩罚罪恶时的把握和确信也令哈姆林谦卑。虽然有很多限制，天主教至少在所有人类事物中表明了清晰的立场，它看起来绝对而且无所不知，而一个希望实现永恒救赎的教民，并不需要在这个混乱和殊途密布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路——他只需要虔诚地沿着教会清楚标明的道路走下去即可。
但在军队里哈姆林的观点改变了；在那儿他看到教会在战争中变得不那么超脱，变得尊崇国家主义，且更加放任纵容。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突然不再被教会当作罪来惩罚了。天主教士兵周五可以吃肉，可以不望弥撒，可以不听每周忏悔后的规劝。主教祝福投炸弹的人；教会中的主事者和司令官结盟——确实，而且司令官比神父级别要高，后者穿着黄褐色卡其布罩袍向星条旗行礼；当军队将几吨性感女郎画报运往前线，为不能接近女色的战士们提供替代刺激品，曾经对这类事那么严厉监察的教会却沉默了，沉默的背后是同谋。
虽然，鉴于战争给社会和家庭生活几乎所有层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教会的这种让步毫无疑问是无法避免的，但哈姆林仍旧相信，战时教会的世俗化确实暗中损害了众多像他这样的天主教军人的宗教热情；当他退伍后回到芝加哥的平民生活，他已不再被早先的熏陶、对罪恶狭隘的观点和对“不圣洁的性”[137] 的内疚感所支配。
适时地，哈姆林发现，他当编辑的那家出版公司分发各种各样的月刊，其中有一本叫《现代男性》，里面有性感女郎彩页和探险类文章，还有一份裸体主义者期刊，叫《现代日光浴及卫生》，内有喷绘的彩照。哈姆林的老板叫乔治·冯·罗森，拥有所有这些刊物；最早和哈姆林成为朋友的职员是冯·罗森年轻的销售经理休·海夫纳。尽管海夫纳比哈姆林小四岁多，但他对自己这一生要做成什么样的事却清楚得多，他已经决定不久就从冯·罗森的公司辞职，在自己创办的一份杂志上试试才气和运气。当海夫纳向哈姆林描述他头脑中构思的那种杂志，期望哈姆林能投资时，哈姆林饶有兴致地听着，但最终断定，虽然退伍老兵使战后社会愈发自由，但要在全国范围出版海夫纳预想的这本在性方面如此大胆的杂志，恐怕还没有足够多的人做好出钱资助的准备。
几年后，海夫纳作为《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一夜暴富，哈姆林却仍旧为通俗杂志做编辑和自由撰稿人，默默无闻地辛劳。一天下午两人在芝加哥友好地共进午餐；去餐厅的路上，海夫纳自豪地让哈姆林注意路边停着的一辆优雅的新跑车，一辆自己刚买的古铜色卡迪拉克敞篷车。哈姆林是开着他破旧的1941年产哈德逊汽车进城的，他对海夫纳如此迅速地改变境况印象深刻，也有点嫉妒——海夫纳不仅是富裕的出版商，还是《花花公子》的人格化身；尽管哈姆林知道自己的性情无法真正迎头赶上他的朋友——比起追逐艳遇，他更喜欢晚上和妻子弗朗西丝待在家里；而海夫纳最近离开了他的妻子米尔德丽德，去追求单身汉永恒的欢愉，但他仍禁不住痛斥自己当初过于谨慎，没有买《花花公子》的股份，现在它正在飙升。因此午餐期间，哈姆林坐在餐桌对面，带着愈发浓重的尊敬和接纳倾听海夫纳；当海夫纳表达出对哈姆林事业的关心，提议他也应该创办一份裸体杂志，并补充说男性杂志领域还几乎没有被开发出来，有巨大的财富等着被赚取时，哈姆林下定决心是时候放下他一贯的审慎缄默了。
再次听取海夫纳的建议，一周之内哈姆林就联系了帝国新闻公司的经理杰里·罗森菲尔德，是他最初帮助《花花公子》负担经费，现在正作为其全国经销商赚得盆满钵盈；罗森菲尔德赞同哈姆林创办新杂志的计划，承诺预先支付刊印所必需的款项，回报是授权他销售该杂志。于是，1955年11月，哈姆林创办出《无耻之徒》杂志的创刊号；虽然它没有《花花公子》那么时髦，印的是黑白照而非全彩，但1956年末它的销量也已经接近每月30万本，在书报摊上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从而招致CDL的非难——而且它被邮局归类为淫秽物品，邮局想要取消其二等邮递优惠。
海夫纳的杂志也被邮局裁定为淫秽物品；但是邮政检察官没有起诉销量更好根基更牢的《花花公子》，却决议拿《无耻之徒》小试牛刀，无疑是认为后者在法庭上更容易被打败。但在华盛顿，哈姆林在帝国新闻公司的律师事务所有门路，而亚伯·方特斯正是这家律所的合伙人；虽然在联邦地方法院为《无耻之徒》辩护花了哈姆林1.3万美元诉讼费，但邮政局长的起诉最终还是被撤销——哈姆林得以仍旧以二等邮资标准邮递杂志；而休·海夫纳没花任何诉讼费，《花花公子》就自动享有了同等优惠。
法庭上的凯旋和他因此在男性杂志领域获得的名气，令哈姆林激动万分；当《无耻之徒》的月发行量逐渐达到50万份时，1959年哈姆林开始进军以性为导向的通俗平装书市场。他雇佣了几个有才华又穷困的写手，他们用笔名写出数量惊人的快餐式淫亵小说，由哈姆林在“床头书出版社”出版并大量销售。
1960-1963年间，哈姆林把公司搬到圣地亚哥，他从那些装帧俗丽的小说中获利400万美元，每一本小说都鼓吹一种淫荡的历险——尽管哈姆林使用的封面标题会奇异地唤起一种罪的情绪。“罪”“耻”和“欲”这样的字眼反复在新书名中出现：《罪孽相随》《欲壑难填》《耻辱商店》《罪恶耳语》《罪恶狱长》《耻辱市场》《激情女祭司》《罪人降神会》《阁楼异教徒》《河口罪人》《罪之奴仆》《欲池》《羞耻代理人》——这些书名也许直接来自芝加哥教区里那些修女和神父的劝诫，他们都谴责性爱，哈姆林良心上还没有完全逃离那里；甚至在南加州奢靡的氛围中，他个人也在抵抗小说中过度描绘的那些诱惑——这些小说他一卡车一卡车地发送到全国杂货店和书报摊的后架上。威廉·哈姆林和他在芝加哥时一样仍旧是忠诚的丈夫、六个孩子的父亲、衣着保守的商人，与制造领带、空调或汽车零部件的商人没什么两样。他60年代初在肉感多汁的三级小说生意中成为富豪，如果这件事有什么值得赞誉的地方，那就是他拜休·海夫纳所赐，明白美国即将迎来性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他不久就意识到，数百万像他一样传统的男人，从阅读放荡女人的事迹中间接得到快感，这些女人和他们选择一起生活的妻子迥然相异。哈姆林的典型读者是隐秘的登徒子，有非凡幻想的普通人，他们的幻想在更加精巧、由纽约更大的所谓合法的出版商发行的感官小说中很难被满足。
正当哈姆林冒险进入性平装书市场之时，国家的反淫秽法案变得更加自由化了，要是没有这个契机，他就不会富有起来。最高法院在罗思案意见书中首次作出暗示之后，就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不仅在1959年合法化了像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著名的小说，也包括很多二流作者和电影制作人、杂志和平装书出版商的含有露骨性描写的作品。在接下来的两个最高法院判例中，罗思案判决里所蕴含的自由精神进一步扩展了：在1962年的“手册企业公司诉戴”案中，法院判决几本有同性恋导向的裸体男性“健美”杂志免于邮政部长爱德华·戴的遏制；在1964年的“雅各布斯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撤销了下级法院对克利夫兰剧院经理尼科·雅各布斯的定罪，他之前获罪，是因为放映了艺术电影《恋人》，描绘的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法国家庭主妇不忠的故事。在雅各布斯案意见书中，法院点明强调了在罗思案中还是暗含的定义：电影或任何表达形式，不论其有何种涉及性或不道德的内容，都不可以作为淫秽物而被禁止，除非它“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短语在1964年11月迫使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撤回最近对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的判决。尽管伊州法院仍旧坚称，布鲁斯的夜总会的例行演出令人厌恶反感，却不得不承认，他在舞台上讨论的一些题目还是有点“社会意义”。
最终，在1965年的“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爱德华·W.布鲁克，他谨遵该州传统，不断地谴责和处罚《芬妮·希尔》这部小说，该书正是1821年在马萨诸塞州率先被宣告非法的——布伦南法官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他表明一本书、电影或杂志只有同时犯有以下三种罪过，才可以被归为法律上所说的淫秽：必须勾起一般人对性“淫邪的兴趣”；必须“显然冒犯”一般成年人；必须“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
鉴于很少有作品会是“全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即便它淫邪又明显冒犯，因此绝大部分可疑的期刊、照片、电影和书籍——包括数百万本哈姆林的床头书出版社平装书——在60年代中期被允许在全国任何角落销售。但是，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多数有宽容的第一修正案倾向，并不 意味着政府和下级法院中支持性审查的人在这段时期会停止骚扰和起诉要表达性爱的人。恰恰相反，反“淫秽”的活动家们变得更加顽固和警觉；联邦探员和市反堕落小队（由教会领袖和像CDL这样的公民组织支持）在整理对色情产品承办商不利的证据时，变得更加深思熟虑、吹毛求疵，他们知道后者那些待遇优厚的律师们，或许会将所有下级法院的判决上诉到高等法院，而且如果必要，直达最高法院——他们希望能在一些法律技术细节上赢得逆转，或创造性地解释“淫秽罪”那措辞灵活可塑性强的定义。
因此邮政部增加了检查员和“诱饵”信件写手的数量，以此来更有力地对抗色情产品发行人。“诱饵”信件写手用假名和假地址回复露骨色情物品的广告，这些邮政员工试图设圈套，引诱色情产品发行人违犯“禁止通过邮件寄送淫秽物”的考姆斯托克法。一个叫哈利·西蒙的邮政检查员是“诱饵”们的主任，他在写过的数百封信中用过几十个假名——扮演羞怯的单身汉、上了年纪的鳏夫、大学生、小镇农夫等，要求邮购商寄送露骨色情照片、“婚内辅助用品”和淫书。这些信由西蒙的同伴们从全国各地寄出，其中很多信的回复地址栏中，写下的是一个保守社区的邮局信箱，那里有偏执的法官和思想正确、清教徒式的公民，从中可以选出一个有利的陪审团——联邦检察官们于是可以利用1958年的国会修正案，迫使性用品商人在任何收到他产品的地方出庭应诉。即使政府的起诉是无力的，在遥远城市里长达数月的审判，也足以让一个性用品商人陷入财政困境——也许破产，因为商人这段时间被禁止营业，收入的来源被切断，还要支付不断增加的诉讼费，以及与他同住的律师们的差旅费、住店餐饮费，更不说那些被迫和他一起应诉的职员所导致的费用了。
道德社团和个人给国会议员寄去大量邮件，不断告知他们色情作品蔓延开来的情况，人们投诉他们街区的杂货店和书报摊被没有任何可取价值的垃圾文学污染；最高法院也收到很多轻蔑的邮件，由于在自由表达和个人自由问题上纵容的裁决，以及似乎漠视保守家庭和教会组织的传统，最高法院尤其成了美国右翼攻击的对象。自1953年厄尔·沃伦当首席法官的时代开始，最高法院就被各种各样的派系诋毁，因为它判处公共学校里的强制宗教实践为非法，因为它废除了学校里的种族隔离，因为它约束窃听行为，因为它降低了福利金受众的居留年期规定，因为它规定联邦囚犯如果在监狱里受伤可以起诉政府，因为它禁止执法当局“不合理的”搜查和逮捕，因为它维护宣传和接受避孕信息的权利。在言论自由和性表达这一问题上，没有哪个法官接到的嘲讽邮件会比法庭里最教条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威廉·O.道格拉斯——更多。
道格拉斯法官拆阅这些信件——其中很多是学生签写的——的时候，经常发现精确相似的短语甚至是标点，使他推断这些信是从学校或教堂的黑板上抄下来的。虽然大部分信攻击他的法庭判决，但也有一些指责他的私生活和多次婚姻。1963年，六十四五岁的道格拉斯法官第三次结婚，娶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子。三年后，他会再次结婚，新娘还是20多岁。在最高法院自1789年开始的漫长历史中，一共只有三次法官离婚的记录。三次都属于道格拉斯法官。
威廉·O.道格拉斯1939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推荐下加入最高法院，自那以来，他就代表着个人主义对抗专制势力。他曾经写道：“宪法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使政府不再压迫人民。”道格拉斯法官在保守派阵营引起的敌意，导致他的对手三次试图弹劾他，但都失败了。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约瑟夫·麦卡锡议员引领的“猎巫”行动激发起歇斯底里的反共产主义，这期间，道格拉斯为作为被告的苏联间谍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签署了一项暂缓执行令——不过他们那年晚些时候还是在电椅上死去。第二次驱逐道格拉斯的呼声，出现在他第三次离婚之后；另一次撤销他职位的尝试，是在他的书《叛乱要点》出版之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在弹劾决议书中认为，该书会引起“暴力、无政府的混乱和社会动荡”。格罗夫出版社的《常青书评》，一份向来大胆、常常配有色情插图和故事的文学月刊，摘录了道格拉斯这本著作的片段之后，杰拉尔德·福特站在国会大厅里挥舞这份载有摘录的《常青书评》；决议书也宣称道格拉斯法官从不正当的来源收受资金——众议院小组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确证两项指控都是捏造。就像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威廉·兰格一次对这个最高法院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官说的：“道格拉斯，他们给你扣了不少屎盆子——但感谢上帝，都不黏。”
同样，道格拉斯收到的所有这些弹劾威胁和谩骂信件，都没有削弱他对媒体自由和性表达自由的坚持，即使这些性表达确实 缺乏可识别的可取价值。道格拉斯法官有次评论道：“不管淫秽是什么，它都无法被当作犯罪来衡量，只能被当作罪恶来描述。作为罪恶，它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里，并没有在其他人的头脑中，而且它太主观，不能由法律惩罚。”在他看来，恰如其分地审查什么是性方面不道德的言行，这项任务超越了道德团体、警察、邮政职员、神职人员、陪审团和法官的智慧和理解力——包括九位坐在这个国家最高法官席上、受人尊敬的法律贤人。关于最高法院的同僚们他写道：“恕我直言，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其他组织比它更没能力做到：首先，从所目睹的东西中认识到什么是淫秽；其次，深思熟虑地裁决，某刊物在年轻人或年长者的头脑里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有害或有益的影响。”
不管道格拉斯对同侪法官们在色情方面领悟力的评价有多低，也不管他多希望法院和警官远离这个国家的锁眼，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律法真正应该关注的领域，最高法院在60年代还是继续仔细检查那些美国公民幻想和愉悦的源头；在两个罕见的案例中，高等法院非同寻常地决定，色情书籍出版商的社会影响如此差、如此无法补赎，使得这两个受审的人除了坐牢，不应获得任何较轻的处罚。
两人的一个叫爱德华·米什金。他的案子——“米什金诉纽约州案”——与“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在1965年12月的同一天由法庭审理；但是米什金的情况，和那个最终被赦免了的古老的芬妮·希尔故事的案子完全不同。米什金在纽约被逮捕定罪，罚款1.2万美元，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因为他制造和销售一些粗制滥造耸人听闻的平装本小说，并为它们散发了大量下流广告，这些书似乎对异性性爱行为不那么着迷，反而沉迷于施虐受虐、恋物癖和其他被认为是变态的行为。米什金的律师们上诉到最高法院后，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辩护，希望可以以此释放当事人：他们承认米什金的书也许确实 全无可取的价值，也许甚至使一般成年读者恶心嫌恶；但是这些书不是 为一般人 而写，当然也就并没有 激起一般人 淫邪的性趣。鉴于对“淫秽”的明确定义中要求一般读者受到撩人意象的影响，米什金这些诡异的书不能被归为淫秽作品。
但是这个逻辑最终并没有说服足够多的法官，情形还是对米什金不利。虽然道格拉斯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法官和雨果·布莱克法官在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投票推翻对米什金的判决（布莱克法官和道格拉斯一样，坚持不论出版社刊印了何等不道德或离经叛道的作品，政府对全国出版社都没有管辖权），其他六名法官却认为下级法院对米什金的定罪是正当的，他们没有撤销对他的罚款或监禁。
这段时期第二个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也是纽约人——拉尔夫·金兹伯格，《爱欲》杂志、《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和双周简报《连音》的出版人。《爱欲》杂志引发了对金兹伯格的指控，罪名是违反考姆斯托克邮政法案，但实际上这本杂志与其说是淫秽，不如说只是撩拨人：它的人物彩照并没有露出生殖器或阴毛，文章也没有公然勾起淫欲，而且它优雅的图片、厚重的纸张和精装硬皮封面表明该杂志的设计和品质不凡。这本季刊靠邮件订阅销售，价格是一年25美元；出版的第一年，它收录的专题包括居伊·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泰利耶夫人的妓院》，由埃德加·德加配图；全彩重印重要博物馆里的古典裸体油画；还有《圣经》里有情欲的片段，并以《旧约》人物木版画做页边装饰。也有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138] 一篇名为《呼吁多偶制》的文章；另有菲莉丝和埃伯哈德·克龙豪森一篇名为《女人作为情欲旺盛者的自然优越性》的文章；重印马克·吐温曾颇具争议的短文《1601》；莎士比亚诗作的一些范例，它们被解读为暗示莎士比亚是同性恋；孟买男妓的照片；还有声名狼藉的楠·布里顿的故事，她在20年代初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沃伦·G.哈定私生子的母亲，制造了全国轰动的丑闻。
1962年冬天《爱欲》第四期被邮寄给订户，里面包括一个金兹伯格称为“炫彩的黑与白”的栏目，那是一系列展现一个强健有力的裸体黑人男性和一个迷人的裸体白人女性亲密接触的照片；尽管16张照片中没有一张的焦点在生殖器上，这一对儿却很明显是被刻画成了恋人。一些照片中他们在接吻；另一些中他们躺在一起爱抚对方；在也许是最惊人的照片里，他们面对面站着，手臂紧紧地抱住对方，大腿和骨盆牢牢地贴在一起，他们的身体靠得如此紧，女人的左胸都压平在黑人坚实的胸肌上。在这些照片的简介里，《爱欲》称它们为“摄像音诗”，它写道：考虑到法律要求的“可取的社会价值”——这一对儿是献给“一种信念，即不论种族，男女之间的爱是美的”；而且，文案继续写道：“今天，跨种族的情侣忍受着这种耻辱：不得不在一个质疑他们的世界里保护爱情。明天，他们会被承认是一个更文明进步的时代的先驱者，在那个时代里不会有偏见，唯一的种族是人类。”
当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第一次注意到这些照片时，据传他被激怒了。虽然很多肯尼迪的密友和同事相信，在私生活方面，他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或遵守一夫一妻制的人，但人们知道，在大众色情作品问题上他和约翰·埃德加·胡佛一样正直；而且，据维克多·S.纳瓦斯基所写的《肯尼迪正义》里说，在肯尼迪看到这对跨种族的情侣照片之前，他就已经打算审查《爱欲》和其他性出版物了。但是，据肯尼迪在司法部的副手尼古拉斯·德伯·卡岑巴赫向纳瓦斯基解释的，肯尼迪担忧这种干涉会被政治性地解读为他偏向于拥护天主教。不过，《爱欲》载有跨种族情侣的第四期是在全国打广告和发行的，包括南方腹地，而因为在密西西比大学正强行废止种族隔离，以及第一个黑人学生——叫詹姆斯·梅雷迪思的坚毅的年轻人——的到来，那是一个暴动四起、紧张不安的时期。肯尼迪相信《爱欲》的照片也许会对南方的民权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于是他迅速行动，以通过邮政派送淫秽物的罪名控告金兹伯格。
针对金兹伯格的刑事审判程序被安排成他必须在费城出庭应诉，而该市市长和警方在种族问题方面非常反动，而且强烈倾向于执行反淫秽法案，在最近费城学校督察长出席的一场典礼中，很多色情读物在教堂的台阶上被焚毁，当这些书在热浪中萎蔫下去的时候，一群男孩儿组成的唱诗班高唱着“荣归主颂”[139] 。在金兹伯格受审之前，一名费城居民在当地图书馆的日志中写道：“拉尔夫·金兹伯格在我们（费城）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和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一样大。”
1963年6月开始的审判由一名冷峻的法官主持，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作为证据呈递上来的材料似乎都让他非常尴尬；庭审最后，政府召集了几个证人诋毁金兹伯格的作品，接着法官自己宣布，他从《爱欲》中找不到“哪怕一点可取的社会、艺术或文学意义或价值”，他对简报《连音》和《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也没有更高的评价。《手册》这本书是一位女作家对自己的多次婚姻和不忠行为自传式的描述，法官断定它“在法庭看来极度无聊，令人厌恶、震惊，对一般读者也是如此”。
但最终对金兹伯格案的判决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两位小镇邮政局长在法庭上的证言，他们回忆起曾经收到过金兹伯格在纽约的办公室发来的信件，信件请求从他们的邮局邮寄金兹伯格的文献和公告传单，这两个邮局都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社区。两个社区的名字都有性暗示意味，一个叫“布卢博尔”，另一个叫“因特克丝”[140] 。两个邮政局长以设备太小无法处理这么多邮件为由拒绝请求后，金兹伯格联系了新泽西州米德尔塞克斯[141] 的邮局；那儿的邮政局长允许后，金兹伯格和他的职员从米德尔塞克斯发出了几百万张传单，吸引人们订阅《爱欲》和其他产品——收件人名单有一部分是从电话簿里弄来的，人数极大，且对象不加区分，尽管很多人积极答复了金兹伯格，其他人却并不高兴，尤其是在性方面节制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一不注意就拆了邮件，读到广告商承诺让人从色情文学中获得满足的诱人广告词。一些宣传《爱欲》的广告传单和都市日报整版广告中，甚至将该杂志的起源归于美国最高法院对性宽容的政策：“《爱欲》是最近一些法庭判决的产物，这些判决以注重实际的精神解读美国的反淫秽法案，给了这个国家自由表达的新气息。判决使得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此前被禁的文学名著得以合法出版。”尽管拉尔夫·金兹伯格在费城的一些拥护者也认为，他在《爱欲》的广告中提到最高法院并不明智，也相信从米德尔塞克斯散发邮件的想法是个低级玩笑，但当费城的法官宣告判决后，他们仍旧大吃一惊：金兹伯格以淫秽物玷污邮政，裁决有罪，罚款4.2万美元，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受到如此严厉惩罚的打击，金兹伯格和律师们立即向同位于费城的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但11个月后，他们被告知上诉被驳回，起草维持原判意见书的72岁的联邦法官声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自成一格的专家式经营，靠迎合和利用人类最大的弱点之一来卑劣地牟利……”
最终在1965年12月，“金兹伯格诉美利坚合众国案”被最高法院审理；庭审最热心的参与者之一是CDL的查尔斯·基廷，他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142] 意见摘要，支持政府检察官，强烈要求严格执行联邦反淫秽法。金兹伯格的辩护和在费城时一样，仍旧是《爱欲》和其他出版物既不淫邪，也不公然冒犯，也不是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确实，在肯尼迪起诉后的三年间，金兹伯格见识到休·海夫纳和其他几个出版商在展现赤裸裸的性等方面远甚于他，却没有被起诉；金兹伯格有信心，在华盛顿不像在费城，法律会被客观公正地解读，必然会撤销对他的有罪判决。
最高法院听取了金兹伯格首席律师的辩护词和政府发言人的立场之后，休庭数周仔细审议此案；三个月后宣布判决时，金兹伯格才得知法庭根本没有在意《爱欲》《连音》和《手册》是否淫秽这个问题。法院仔细考虑的反而是金兹伯格的广告宣传活动；最终投票结果是五比四，金兹伯格因通过邮件“勾引”而获罪，这是一项在那之前从未被处罚过的罪行——拉尔夫·金兹伯格的有期徒刑和4.2万美元罚款只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被判合理有效。
起草多数派意见书的布伦南法官宣读意见书时态度粗暴，令律师和听众的观察员们大吃一惊。他指出，金兹伯格的广告中弥漫着“好色之徒猥亵的目光”，也毫无疑问地表达出对金兹伯格行为的愤怒，因为他利用了米德尔塞克斯邮局，还在赞美《爱欲》的整版广告中鲁莽地提及了最高法院。过去十年间，崇尚自由的最高法院被指责在美国煽动很多事物，但布伦南法官不会允许《爱欲》杂志在此之列；不管在法律上它属不属于淫秽物，布伦南认为金兹伯格有罪，是因为他经营“迎合低级趣味的卑劣生意——‘提供文字或图片材料，公然以引起消费者性欲的方式做广告’”；作为对其他出版商的警告，布伦南补充道：“只要出版商唯一强调的是他出版物中撩人性欲的那一方面，仅这一事实就可判定其为淫秽物。”
四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波特·斯图尔特、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中，道格拉斯法官的意见书最清晰有力地为金兹伯格的宣传手段辩护。他指出：“在最好的杂志中做的广告，都充斥着大腿、关节、小腿、胸部、眼睛和头发，使潜在买主能注意到乳液、头饰、食物、酒、衣服、汽车，甚至保险单。这些性感的广告既不增加也无损于所售商品的质量。我也看不出来，为何它就会增加或损害一丁点儿所售书籍的合法性。一本书应该以其自身来受到评判，这与它为何被写出以及销售它时采用了何种诡计都是无关的。”
金兹伯格的律师们用巧妙的法律策略和不断的延期为他争取了保释，自由了几年，他们最终还说服司法系统将有期徒刑从五年减到三年；但逃不掉的，他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法警手里的那一天终于来临，服刑的城市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刘易斯堡，不到20年前，政府在那儿监禁了像威尔海姆·赖希和塞缪尔·罗思这样的文字和思想的传布者。金兹伯格在刘易斯堡对媒体做了最后一次街头演讲，对他的处境表达愤慨，还将一卷印有人权法案的羊皮纸揉成一团扔进街边的垃圾箱，之后他转向联邦办公楼，在那儿他将正式失去自由。后来记者看到他戴着手铐走出办公楼，和一个犯有抢劫银行和过失杀人罪的黑人囚犯铐在一起，由联邦法警护送到一辆车中，他将被载到几英里远的高墙铁门里，一个狱监正等在那里。
旧的道德问题不断有新的违犯者，最高法院继续审理这些人的上诉；处理完金兹伯格的案件一年后，法院审理了一个出版不法之徒，但他既不是出版商，也不是经销商、编辑或作者。他在时报广场上的书报摊做生意，1966年一天下午这个不走运的人卖出两本平装书——分别叫《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给一个恰巧是便衣警察的顾客。摊贩罗伯特·雷德鲁普在那个便衣要买之前，从没读过也没听说过这两本书。事实上，雷德鲁普甚至不是书报摊的正式职员；他只是在那天顶一个休病假的熟人的空缺。但警察对这些情况不感兴趣，亮出徽章之后就将愁容满面的罗伯特·雷德鲁普逮捕了。他在看守所按了指纹，被警探痛斥，然后被指控违犯纽约州刑法第1141项禁止销售“淫秽、猥亵、下流的书籍”的规定。
《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的出版商、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有责任保释雷德鲁普和为他做法律辩护。尽管刚在休斯顿历时两个月的淫秽案官司中花了30万美元——他被指控犯有25项罪名，陪审团悬而不决，但其最终裁断使他的几本书随后被禁，哈姆林仍旧毫不犹豫地为雷德鲁普辩护，该案在纽约州一路上诉，最终上达最高法院。哈姆林将花费10万美元为这两本售价75美分的书，还有在时报广场上售卖它们的摊贩辩护；但他觉得这非常值得，因为1967年5月，七名法官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释放了雷德鲁普，并裁定这两本黄色读物在法律上不算淫秽物品。这是一个由法庭整体做出的判决，无需单一法官起草意见书；但雷德鲁普案不久就被性文学出版商们称赞为最高法院做出过的最自由化的裁决——因为如果《欲池》和《羞耻代理人》都不算淫秽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书算淫秽了。这些书和罪犯爱德华·米什金之前出版的书一样毫无可取之处，而且比金兹伯格被起诉的那些书报杂志色情得多。因此，支持第一修正案的律师和法学学者将雷德鲁普判决解读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废止了书刊审查制度。只要没有像金兹伯格那样以“勾引”的方式做广告，没有强加给不愿接受它的公众或卖给未成年人，不管一本书的内容有多色情、恶心、毫无价值，法院都允许其存在，并被卖给任何想读它的人。
哈姆林欣喜若狂。在他看来，30多年前“美利坚合众国诉《尤利西斯》案”——该案中文学精英们取得了胜利——所开启的法庭抗争，现在在1967年终于结束了，而最终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凯旋。一本性露骨的书要合法出版，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乔伊斯的名著，甚至不需要证明是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有可取价值的小说；现在，最高法院在雷德鲁普案中似乎终于放弃了它国家文学作品公断人的角色，它确实既无时间也无才能胜任这项任务，而这一判决的衍生结果振奋人心。它暗示任何书，就算是垃圾，就算充满了全国最平庸的小说写手喷出的愤怒咒骂和污秽的胡言乱语，也可以被出版和销售，不管警察、神职人员或CDL会怎么想。它意味着，加州弗雷斯诺的出版商桑福德·E.阿达伊所销售的平装小说《一个警察的性生活》——他被密歇根州、爱荷华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夏威夷政府起诉——因为雷德鲁普案的判决，现在合法了。
在最高法院1967年的备审案件目录表中，几乎有另外30个淫秽案以类似的方式被撤销，诉状上只印上了一个词——雷德鲁普。这也意味着，1968年纽约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兰登书屋能够不受审查和巨额诉讼费的威胁，发行菲利普·罗斯关于手淫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哈姆林认为，美国自由表达的边界不是被纽约的文学机构扩展的，而是被他自己、米尔顿·吕斯和桑福德·阿达伊这样不那么高雅的加州出版商拓展的——他们每年在法庭上花大笔钱，与反堕落小队、联邦探员和南方“圣经带”[143] 的郡县治安官抗争，如此打开了新的领域，当像出版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威廉·斯泰伦、约翰·厄普代克这样有名气作家的出版商以后再探索的时候，就容易许多，获利也更为丰厚。
哈姆林对雷德鲁普判决的称心满意，很快就被由CDL这种组织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反作用力抵消，他们用成千上万封信件和电报围困国会和约翰逊总统，抗议厄尔·沃伦领导的最高法院对性的纵容。就是为回应这些抗议，两名议员、CDL的荣誉成员——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卡尔·E.蒙特和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多米尼克·V.丹尼尔斯——提出了法案，成立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除了其他任务，还要求委员会研究“淫秽色情物品对公众，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以及它与犯罪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关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自由分子最开始反对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们知道，自由派的议员都不愿意公开为“淫词秽语”辩护，以防激怒选民，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他们也认为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右翼政治势力的工具，帮助他们以“道德”之名让思想审查正当化。
因此委员会两年后得出的结论——莫顿·希尔神父谴责为“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的报告——让绝对认同第一修正案的人又惊又喜，程度不亚于所引起的CDL的惊慌；哈姆林随后决定，出版发行装饰有几百张狂乱纵欲的照片和图画的插图版报告，使这件事引起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升级。这是哈姆林职业生涯中最放肆无礼的举动，让很多人非常不舒服，包括他的老朋友休·海夫纳。哈姆林请求在《花花公子》的书评专栏宣传插图版报告，被拒绝后，哈姆林才注意到海夫纳的感受。海夫纳的主编纳特·莱尔曼寄给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一封信，里面解释了拒绝的理由。关于插图版报告，莱尔曼写道：
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非常发人深思，但看不出任何在《花花公子》给它撰写书评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写一篇书评，仅仅是祝贺（贵公司）有这样精巧的想法，把一大堆露骨色情材料和证明它们无害的文章放在一起。天呐，想想“可取的社会价值”吧。我觉得要是有一天最高法院的这条准则无以为继，你们的这版总统报告就是罪魁祸首。
的确，我对你们的所作所为非常痛心。总统报告是在审查制度领域出版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受到极多攻击，而你们这群人推波助澜，造成是政府给你们提供了这些图片来搭配报告文字的印象，以赢取更耸人听闻的效果。你认为尼克松政府会善罢甘休吗？
不管怎样……我认为你们的机灵将导致你们身败名裂。你真应该让哈姆林读读希腊人是如何定义傲慢 的。
当哈姆林看到莱尔曼的信后，感到遭到了背叛；他突然看到了《花花公子》和海夫纳的怯懦及伪善。在性产业中大发横财之后，海夫纳现在似乎变得保守戒备起来，也许是因为尼克松现在主政白宫，而且大部分都市日报的社论版都发声赞同反淫秽运动。哈姆林在一封给海夫纳的信里写道：
《花花公子》是否给我们的书做书评是不相干的，实际上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尽管同样无关紧要，（莱尔曼）表达出来的无礼更别提傲慢粗鲁的态度。鉴于他的主编职位有名无实，我可以判断他只是代管理层发声。因为管理层就是你，所以应该通过合适的渠道澄清是非，以教导他。
他若无其事地提到最高法院准则——它在60年代初期和中叶最浓墨重彩地制定出来，而实际上它大半是基于对我们公司的判决制定的。战争打响的时候，你不谙世事的编辑并不在场。1953年那个晚上，在埃文斯顿的我家，当我告诉你和你可爱的妻子米丽，你不能向美国公众兜售性产品的时候，他当然也不在场。我当时的想法，在《花花公子》诞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判断错误，但与当时的商业伦理吻合。你投入战斗，但尽管如此，《花花公子》也被邮局判为淫秽刊物，无法获得二等邮政许可，直到1957年年中，我通过华盛顿的联邦法院，为我的杂志《无耻之徒》赢得了一个二等邮政许可，此后不久，受此案之惠，《花花公子》没通过法庭抗争就获得了自己的邮政许可。
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你的员工觉得是法律自己爬到了奥林匹亚的高度，但事实是其他人，尤其是我们的努力，通过胆魄和毅力实质上改变了法律气候。莱尔曼先生知道什么是“可取的社会价值”？当这一因素被决定的时候，他在联邦法庭里吗？我在，你很清楚……
至于《报告》本身，我基本上不需要莱尔曼告诉我的公司它有多重要……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员我很清楚这一点，也正因此我们要出版它。完全不像莱尔曼那样蹑手蹑脚装腔作势，我们大声清晰地说出来。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像今天这样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因为大约15年来，我公司的立场一直是无畏而直白的。莱尔曼觉得《花花公子》是在哪儿大量生产出来的——在《时尚先生》一间充满无病呻吟的保守思想的密室里吗？……难道这家伙不知道，你那时在冯·罗森以性为导向的出版公司工作，《花花公子》正是从那儿 产生的吗？
所以在书评这件事上，请好好管管你不懂事的雇员吧。当你私下要看这本书时我寄给了你，感觉你对它的兴趣是真诚的，我了解它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毫无疑问会引起的争议。《报告》是通往思想自由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这条道路有很多部分是我们铺设的。我们出版的这本书就是重要的铺路石之一。但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从来就不需要。我仅仅是以为，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已经做好准备运用杂志赋予你的领导权了。抱歉我看错了你。不会再有这种事。
休·海夫纳没有回复，但是哈姆林在全国发行插图版报告后不久，收到的一则回复是美国司法部长约翰·N.米切尔在达拉斯和圣地亚哥对他的起诉。哈姆林和他的三个员工在圣地亚哥被指控传播和销售“未经授权”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而且用淫秽图片说明这份报告。
接到米切尔起诉的一周之内，哈姆林买下《洛杉矶时报》和两份圣地亚哥日报的整版广告，批评米切尔的行动是尼克松政权“遮掩不住的政治手腕”，意图用“色情威胁论”转移美国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注意“如下问题：失业、饥饿、贫困、扩张的城市贫民窟、教育、支离破碎的税收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秘密进行的战争”。广告继续说：“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浪费在监督美国人的思维和阅读习惯上，公民也不应该因批评官方行为而被惩罚。法庭宝贵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此等事务上。司法部长和政府应该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当下紧迫的问题中去。”
尽管政府起诉哈姆林的诉讼程序很便利地在他的居住地展开，省了他不少要是在达拉斯——联邦调查局购买插图版报告的地方——应诉所需要支付的额外费用，但是哈姆林在圣地亚哥要面对的联邦法官戈登·汤普森，却是最近被尼克松任命的；甚至在庭审开始前，哈姆林就已经感觉到自己深深陷在无情的处境中。首先，汤普森法官拒绝了辩护律师延期一个月审判的请求。延期可以让法庭上抽取陪审团成员的主要陪审团任选轮盘[144] 中纳入一个最近编制的名单，新名单中新注册的选民也许在性方面比轮盘中年老些的选民要宽容，而轮盘中的旧名单已经三年没有更新过了。然后辩护律师建议，询问每个可能的陪审团成员如下问题：“你是CDL的成员吗？”“你认为自己非常虔诚吗？”“你最近是否在你礼拜的地方听过关于淫秽的布道？”也被法官驳回了。
1971年10月开庭时，陪审团由九男三女组成，年龄都相对较大；而且让哈姆林不舒服的是，政府的一位首批证人梅尔文·安凯尔博士是个非常支持CDL的人，还帮助基廷完成了少数派报告，他斥责哈姆林的插图书和宣传册是败坏的“淫欲”。报道庭审的圣地亚哥报纸对哈姆林的插图书也一样没有好印象，管它叫“下流报告”。“下流”这个词在日报大标题中不断出现：“下流案在密谋事实方面遇到阻碍”；“法官禁止阅读下流报告”；“三专家为下流案庭审作证”。另外，比起辩方证词，圣地亚哥报纸编辑们刊载了更多政府证词；而且汤普森法官决议排除一项证词，这也扰乱了辩方，因为那是最支持哈姆林的一位证人——一个年轻女性，她最近在圣地亚哥做了一项调查，给718名公民看了哈姆林的色情宣传册后，她发现，基本上大多数人认为公众不应该被禁止阅读它。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不考虑这项调查，因为哈姆林是由于一项联邦罪行——污染邮政——而受审，因此证据必须与全国的性标准相关，而不仅仅是圣地亚哥的标准。
庭审历时两个多月于1971年11月结束，陪审团历经重重困难才做出了裁决。尽管哈姆林书中的插图对陪审团来说色情得再露骨不过了，但陪审团内部也承认，这些图片准确地描绘了总统报告所研究的内容；而且哈姆林书中的文字，几乎全部是委员会的一点儿也不淫秽的文章和数据。但是，对于哈姆林寄出的5.5万多份广告宣传册，陪审团就不那么宽大了。虽然宣传册重印了书中露骨的色情插图，但它没有加上委员会报告的任何原文摘录，反而用编辑版面攻击尼克松总统拒绝委员会的建议；这种组合冒犯了至少十几个未经索要就收到这份宣传册的公民，他们分别在邮局正式登记了投诉。所以经过六天私下辩论和争执后，陪审团裁决，就算书不淫秽，那份宣传册也许是淫秽的；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汤普森法官在1972年2月传唤威廉·哈姆林到法官席前，阴沉地宣判他四年有期徒刑和总计8.7万美元的罚款。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而两个下级职员被判处缓刑五年。
判决使哈姆林目瞪口呆、心烦意乱，但鉴于他以保释获得有条件的自由，他还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和他的律师们打算上诉到加州的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被驳回之后，他们会去美国最高法院，过去哈姆林的书在那儿都胜诉了。
1973年6月，上诉法院公开了对哈姆林的意见书；它支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确认哈姆林有罪。但是两周后，正当哈姆林的律师们在准备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诉状时，哈姆林听到了他认为在出版业这么多年来最不祥的消息：最高法院突然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新定义预示了色情产品出版者的阴暗前景。一份令人吃惊的决议在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数通过，大半是由四个尼克松任命的法官——伯格、布莱克门、鲍威尔、伦奎斯特加上肯尼迪任命的怀特法官——支配的。在决议里，最高法院迅速从法律用语中删去了“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喜爱表达性爱的人们一直最常钻空子的短语。1973年6月21号公布的新法律使得想要取缔涉性作品的公诉人不再必须证明它“全然没有”价值；它只要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就可以被认为是淫秽。近些年来所有自由化的趋势——“雷德鲁普诉纽约市案”“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雅各布利斯诉俄亥俄州案”，现在都被首席法官沃伦·伯格起草的新意见取代；一个色情产品出版者的案子促使他和保守派同事强化反淫秽法案，这个色情产品出版者曾经因为用邮件传播淫秽广告小册子而被传讯。
这个已被定罪的出版人是洛杉矶的马文·米勒，威廉·哈姆林对他很是了解，因为他名声在外。近几年来米勒通过发行X级的家庭电影、露骨色情照片杂志和黄色读物赚了几百万；而且，像那么多被指责为以可耻的出版和贸易为营生的美国人——例如哈姆林、海夫纳和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例如大卫·S.艾伯茨，一个被定罪的洛杉矶邮购商人，和埃德·朗伊，一个洛杉矶裸体公园的主人，他也为那位历史上裸体上镜数最多的女人摄影——一样，马文·米勒在芝加哥城出生长大。似乎那个爱尔兰天主教气氛浓重的城镇，注定要养育一些对性爱着迷的本地人，但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最终会将自己流放到更加自由的地方。芝加哥就是美国的都柏林。
马文·米勒是芝加哥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儿子，父亲在他1929年出生前几个月去世。马文·米勒和他穷困的俄国移民母亲靠救济金生活了五年后，在6岁时因闯入一家面包店而被捕，然后被委由一家犹太少年机构看管。此后米勒的大部分青少年时代是在寄养家庭和公立寄宿学校里度过的，他的监管人都承认他智力出众，有躁动的野心，而且像几年后在一份假释报告里记录的，他“有天分找到能迅速致富的生意”。
大一从芝加哥大学退学后，米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例如散装二手银箔经销商，卖覆盖整个地面的地毯织料的推销员，股票经纪人，以及洛杉矶一个毛巾和日用织品供应公司的经理——50年代初，他因为在那儿伪造公司账目，骗了公司3.5万美元而被法庭定罪。这些罪行，加上像纵火罪这样的其他罪行，使米勒成为加州监狱的常客，在那儿他的行为总是反面教材，但他也被监狱教辅们认为只是个无聊的骗徒，有些许魅力，但不大了解社会系统如何运转，甚至更不知道什么会让他惹上麻烦。
1961年从监狱被释放之后，他适时地在洛杉矶色情产业圈赢得盗印者的恶名，他以连载的形式私下复印出版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我的秘密生活》，而纽约的格罗夫出版社刚刚花了5万美元，从一个德国收藏家那里买下这本书的所谓美国独有出版权。但是米勒没跟任何人说，就在十期杂志上连载了这本书，每一期在书报摊上卖1.25美元。当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以版权侵犯罪控告米勒时，一个加州法官发现自己处境奇特，不得不解决这两个他都想送去监狱的人之间的纠纷。但是因为，在格罗夫出版社紧跟罗思判决，以昂贵的两卷本发行《我的秘密生活》之前，它毋庸置疑早已存在于公共领域（尽管非法），所以从技术上说格罗夫出版社的起诉伤不到米勒；罗塞特唯一可以阻止米勒继续印刷该书的方法是在庭外付给米勒一大笔钱，他很不情愿地这么做了。
当马文·米勒开始通过邮件发放几千份广告宣传册，吸引人们注意他想卖的一些物品时，他短暂的好运就结束了。其中一本叫《我，一个同性恋》的裸体男模画册售价3.25美元；一本叫《名叫邦妮》的大开本画册售价10美元，里面允诺给读者一个金发裸体女人24张撩人的彩照；另外一本售价10美元的画册《非洲的黑色性爱力量》里，有一对黑皮肤夫妇的特写；价格15美元一册的《色情图录》刊印了150件色情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其中包括萨默塞特·毛姆和法鲁克国王[145] 的一些经典收藏；还有一部叫《夫妻性交》的X级8毫米电影，售价50美元。
米勒发放宣传册的联系人名单，是由洛杉矶一家邮寄名单中介提供的——该公司专门把使用邮购的消费者的名字编纂成名单，名单以他们过去买过何种商品分类，这些商品从园艺用品到古董汽车零部件不一而足。为了保护他的名单，该中介不透露有各种“特殊兴趣”的人的名字，却负责填写地址和邮寄制造商想要散发的广告材料，他向制造商要价高达每1000个名字100美元。马文·米勒要求得到将近30万个名字，花了他大约3万美元。虽然所有的名字都在中介的所谓“X和Y”名单上——过去曾买过“成人”用品的人——但实际上中介没法确定，米勒的邮件会不会偶尔到了“错误的人”手中，因为中介手上的性产品消费者全国名单中，渗入了不少邮政检查员和道德社团间谍的假名。
因此回想起来也不奇怪，米勒进行广告宣传战役后不久，警局就接到一些投诉——不过就法律来说，是谁打开了邮件并没有什么差别。根据加州法庭的裁决，米勒的材料是淫秽的，他有罪，日后他因犯下此罪被沃伦·伯格警告，而伯格可以说已经算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了。在伯格对“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历史性的判决中，他写道：“上诉人为销售插图书进行了大范围的广告宣传运动，这些书可以被委婉地称作‘成人’材料。”伯格在脚注补充道：“我们在此案中讨论的材料应该被更确切地定义为‘色情作品’或‘色情的材料’。‘色情作品’（pornography）一词由希腊语而来（porne ，娼妓；加上graphos ，书写）。该词现在的意涵是，‘1.对娼妓或卖淫的描述；2.对纵欲或淫荡的描绘（在写作或绘画中）：对色情行为的描绘，意图激起性欲。’以上摘自韦氏新国际词典。下流的色情材料是所有‘下流’表达的子集但并不是全部，至少从我们的语言现在如何使用‘下流’这个词来看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注意到，在此案中使用的词语‘下流材料’有源自罗思案的特殊司法意义，即‘关于性的’下流材料。”
早在马文·米勒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前，沃伦·伯格就已不能容忍在美国书籍、杂志、电影和现场表演中性爱被呈现出来的样子了，不仅在东西海岸的大城市是这样，在明尼苏达州小一点的中西部社区也是这样，伯格就是在那儿被他正直审慎的家庭抚养长大的。去年，几乎全国所有的州都出现了按摩院、裸体酒吧和像《深喉》这样的电影——62分钟长的正片里有50分钟是各类性交的场景。不仅上百万男人看了这部电影，他们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深喉》是很多情侣一起观看的第一部露骨色情电影，他们中很多人被好奇心诱惑，因为这部影片被大张旗鼓地宣传，放映时经常被全国的反堕落小队突袭，他们坚韧但徒劳无功地想要完全查禁它。
但现在在马文·米勒案中，首席法官伯格和最高法院中其他保守派终于找到机会，来表达他们对美国性开放的愤慨，驱除他们前任在60年代的放任纵容的态度。伯格宣布，色情出版商凭着在俗丽书籍的扉页重印“伏尔泰语录”就可以令这些下流书合法化，这样的好日子结束了。而且，他扩展这个主题，继续说：“如果国家警察权力可以在公共街道上禁止某种行为或对该行为的描述，那么当这些行为改到了在酒吧或‘现场’戏剧舞台上发生，也不会让它们自动受到宪法的保护，就像宪法不会保护正午在时报广场‘现场’表演交合的男女一样，即便他们同时也在严肃参与政治对话。”
伯格强调，新的反淫秽法也意味着，也许一些事物在时报广场和日落大道的电影院和人行道上仍旧是合法的，但这不再会影响主要街道的地方法官或“圣经带”的郡县治安官对审查法的解读——因为现在是以“社区标准”，而不是“国家标准”，来判决所有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淫秽案。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一本像《花花公子》这样的杂志（它的广告商总是假定，《花花公子》每月既可以被摆在大城市也可以被摆在小镇的书报亭里）以及像《巴黎最后的探戈》（由马龙·白兰度主演，预期向全国观众放映）这样的主流情色电影，现在也许会发现他们在那些城市或市镇的市场被审查制度限制了，在那里，有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团体给地方政客和警察施压，要求维持道德的“社区标准”。最后，抛弃了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的结论，首席法官伯格写道：“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反社会行为和淫秽材料之间有联系，立法机关还是可以明智地决定，这样一种联系确实或可能存在。”
伯格的判决意见书要求全国的报纸刊登在头条，代表保守地区的国会议员、神职人员和像查尔斯·基廷这样有宗教热忱的公民，热情洋溢地称赞它，基廷发表在《全国正派报道》中的声明说：“从我创立CDL十五逾年以来，色情出版商肆意践踏美国公众，用污秽的浪潮吞没了这个国家，将她引到道德败坏和衰亡的道路上。他们是为了钱。巨额的金钱。数十亿元。为了钱他们愿意出卖自己的国家、同胞和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陷于性堕落的枷锁中。这些阴沟里的商贩把他们肮脏的商品包在美国国旗里，自己蜷缩在宪法后面。他们想利用那份解放了人的心智和精神的伟大文件，来奴役美国男人，贬低美国女人。这些卑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久我们就会带着震惊和怀疑回首，看看我们让自己被他们以‘自由’之名拽入何等深渊。”但是，基廷的社评继续说：“现在要看我们的了。要看你的了。美国正直的人，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将要发动一场神圣的，是的，神圣的 战役对抗淫秽物商人。从今天开始我不会休息，所有和CDL有关联的人都不会休息，直到美国所有色情出版商要么歇业，要么进监狱，或两者兼得。”
反对伯格判决的，有他在最高法院的四位同事——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布伦南和马歇尔，和一些之前支持过“反淫秽”净化运动的大都市报纸出版人，他们以前没发现，他们的 第一修正案权利和表达性的权利之间有直接联系。《纽约时报》在它的社评版承认，伯格判决给了“地方审查员许可。它可能会像道格拉斯法官担心的那样，引起‘对图书馆的搜查’。长远来看，它会允许每个地方社区和每个州来裁断什么材料能被接受，因此会要求所有与性有关的文学、艺术和娱乐产品，去适应容忍度最低的公共标准。警察局和法庭的道德标准将迎来它们的黄金时代”。
伯格判决出来几天之后，犹他州官方宣布，本来预订在盐湖城公映的《巴黎最后的探戈》被禁播了；在好莱坞，正在商谈将休伯特·塞尔比写工人阶层同性恋的小说《布鲁克林黑街》搬上荧屏的两家工作室，突然放弃了计划。“我们不想惹上官司，我们只想拍电影。”一家工作室的经理解释说。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杰克·瓦伦蒂痛惜，最高法院新的判决“可以产生50个或更多关于什么是淫秽的不同观点”，而其他的业界发言人预测，主要的电影制作方，当然还有所有电视工作者，现在在处理任何可遭訾议的题目时，会变得不那么“成人”，但这反而会更加倒人胃口。
《花花公子》《搞》和其他以性为导向的出版物的下一期封面，都由它们的艺术总监迅速进行了调整；在全国的色情用品商店，顾客排队买大量的商品，因为他们担心，不知何时这些就永远不能再摆上货架了。《阁楼》杂志的罗伯特·古乔内说：“这项决议的直接后果，将会是逼迫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转入地下——这意味着行贿和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这和回到禁酒时期是一回事。”媒体引述《深喉》的主演琳达·洛夫莱斯的话说：“上一个启动审查制度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他们下面要做的就是敲你家的门，带走你的电视和收音机。”
在所有对伯格意见书忧心忡忡的小说家中——包括库尔特·冯内古特[146] 、杜鲁门·卡波特和约翰·厄普代克的一个团体，乔伊斯·卡罗尔·奥茨[147] 认为该判决是一个尚武社会的表现，这个社会因为不能继续在越南释放攻击欲望而有些失意。她解释说：“当美国不出去打仗的时候，想要惩罚人的清教徒欲望就不得不在家里释放出来。”
威廉·哈姆林急切地读着其他人对淫秽这一问题的回应；但当他的案子应诉的日子越来越近，1973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在忖度，当他取代马文·米勒的位置站在华盛顿正义的大殿里，新的法律会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他。他的希望是，因为他最初是被一个圣地亚哥法官以“全国”，而非“社区”标准做出的判决——权威调查显示，圣地亚哥的性标准比全国标准更加自由——基于对米勒案的解读，他至少可以获得发回重审的机会。但1973-1974年间，哈姆林的律师提交复审的诉状，既没有为他赢得重审，也没能减轻原法官的四年有期徒刑加8.7万美元罚款的严厉判决。
最终，在1974年4月15日华盛顿一个刮风的周一早晨，威廉·哈姆林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爬上最高法院白色的大理石台阶，走向正门，从那儿通向的房间里，九位显赫的人将仔细考虑“哈姆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理查德·尼克松到白宫上任时，坚信美国精神正被国内激进分子、堕落的嬉皮士、剥削他人的色情产品出版者所侵蚀。他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要将这个国家从它骇人的诱惑物中净化出来，在校园和城市中重建律令和秩序，为此他倡导了一场“公民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尽管他的出生地就是美国大部分色情电影和露骨色情照的发源地，可尼克松既不欣赏也不理解这些东西的魅力何在，他也从不认同南加州人散漫、闲适、自我放纵的生活作风。
尼克松在崇尚户外运动的加州成长为一个从事室内工作的人。他是清教徒，出生于洛杉矶城外一个穷困的乡村，那儿离《愤怒的葡萄》比离好莱坞山更近。他的父亲是个冷漠的电车司机，1906年从俄亥俄州一片不毛之地移居到西部，曾经经营过柠檬种植场，但失败了。他脾气暴躁，沮丧失意，要求孩子们服从他严厉的纪律。尼克松的母亲汉娜·米尔豪斯12岁时和她信奉贵格会的父母从印第安纳州来到南加州，在惠蒂尔宗教社区中长大。这社区是19世纪末由新英格兰的贵格会信徒建立的，同一时期，詹姆斯·唐纳崇尚性爱自由的奥奈达社区成员搬到了附近的圣安娜。汉娜是个坚毅不屈、信仰坚定的女人，为了给理查德·尼克松患结核病的兄弟付医药费，她离家做厨子和清洁工工作三年。
理查德·尼克松毕业后做了很多份工作，几乎没有放松闲暇的时间，他成长为一个尽职尽责、不苟言笑的年轻人。周末时他在友谊教堂弹钢琴，在惠蒂尔学院——致力于培养基督教领袖人物的贵格会机构，他名列前茅，辩才尤其凌厉。他获得了奖学金就读于杜克大学，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先是在海军服役，之后于1946年击败一名加州民主党员，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抨击这名民主党员的自由派观点是亲共产主义。尽管这场措辞激烈严苛的竞选活动，和此后很多类似的竞选一起，将尼克松以爱国者和卫道士的形象置于全国万众瞩目的焦点，他自己却鲜少感到被选民真正接受和崇敬，甚至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他也常常内心不安。
如果尼克松能完全掌控这个国家，他会将惠蒂尔学院的风气推广到大街小巷，那里充满了秩序和服从，有对勤奋工作、宗教和道德刚正的尊敬。上任总统时，他带了两个加州人去华盛顿，他们和他一样认为这些传统应该保存下来，这两人成为他国内事务的首席顾问。他们都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是不沾烟酒的基督教科学派[121] 信徒；都是保守的共和党、爱国者、顾家男人，对喧闹的反主流文化、广为扩散的性放纵、影视和出版物愈发色情化的趋势大感震惊。其中一个叫H.R.霍尔德曼，高个平头，是个专断的前广告经理，日后成为尼克松的白宫幕僚长。另一个是检察官约翰·D.埃利希曼，前鹰级童子军[122] ，授勋的空军领航员，在德国境内执行过26次轰炸任务，他之后成为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在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媒体之后，埃利希曼组织“堵漏人员”进行报复，他们突击查抄了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还有民主党国家委员会在水门的总部。
除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尼克松总统在自由派的厄尔·沃伦[123] 退休之后任命沃伦·伯格——一位白发苍苍、仪态庄严、卫理公会崇高道德的模范，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以此来支援他的“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伯格是美国前助理司法部长，由艾森豪威尔任命在上诉法院供职，他支持政府对国内激进分子的窃听特权，限制媒体自由，厌恶色情产品。
不久，在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去世，亚伯·方特斯[124] 因公众对财政问题的质疑被迫离职后，总统又得以在最高法院安插了三名保守派。他们分别是威廉·伦奎斯特——47岁，来自密尔沃基市，是务实坚定的戈德华特共和党员，他曾在尼克松的司法部工作，赞成死刑判决，反对堕胎；哈里·布莱克门——绝对戒酒主义者，老派刻板的哈佛毕业生，明尼苏达州人，他和首席法官伯格上的是同一所小学，也加入了圣保罗的同一所教堂，还是伯格婚礼上的伴郎，在任命前的面试中，布莱克门回答尼克松的提问时向他担保，布莱克门家的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嬉皮范儿”；还有刘易斯·F.鲍威尔——一个体面的弗吉尼亚州人，美国律师协会前主席，在最高法院任职后不久就被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有一天他不得不坐在法庭的放映室里，观看色情电影《一丝不挂》中金发裸体的瑞典女演员淫荡的表演，这是一起淫秽案的证据。
有这些守旧的法官入驻法院，尼克松期望反色情的行动能得到大范围支持；他同时也期冀从新成立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中获得帮助，这个由前总统约翰逊于1968年委任的18人小组，旨在研究露骨色情物品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并且在必要情形下提议一些矫正方案。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以及很多国会议员和教会领袖很久之前就坚称，露骨的性杂志和电影会怂恿暴力犯罪和强奸，但联邦政府一直没有尝试寻找证据来证实这种论断，直到该总统调查委员会建立，国会拨款200万美元支持该委员会进行一项历时两年的研究。
委员会中有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神职人员、律师和商人。其中一位成员在1969年因一项外交任务辞职后，尼克松任命了一位他挑选的人，据他所知是全美反色情最狂热的人之一。他名叫查尔斯·H.基廷，是个精瘦、金发、坚定的天主教徒，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是辛辛那提市的检察官，他多年游说反对性电影和书籍，使得辛辛那提的头条记者们称他为“洁净先生”。
查尔斯·基廷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全美高校游泳前冠军、“二战”期间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以及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高级主管，在他的社区颇受人敬畏；50年代，他被城市报刊亭中越来越多的色情杂志和书籍激怒后，说服了一些热心市民、商业领袖和虔敬信徒加入他的反淫秽运动，并为他建立的免税社团“正派文学公民联盟”[125] 捐款。
该社团的主要目标是向地方政客和执法者施加社区压力，促使他们关闭辛辛那提有露骨性爱书籍和影片的书店和电影院，还号召人们写信抗议，甚至抵制性爱杂志商店店主、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赞助方，只要它们容忍以性为导向的栏目，或播放其他可能被认为不适宜道德高尚的家庭合家观看的节目。CDL本质上是在复苏老天主教良风团[126] 战前的策略，良风团曾经吓坏了好莱坞电影业，直到像霍华德·休斯和奥托·普雷明格这样的独立制片人出来勇敢地挑战它；虽然很多公民自由主义者最开始对基廷的CDL不屑一顾，认为它太过时了，该社团却在60年代蓬勃发展，成长为在20个州有32个支部的全国性组织，据估计，它大约有35万活跃成员，他们支持约束性爱及书刊检查制度。它的荣誉成员包括11位美国参议院议员、4位州长和100多名众议院议员。很多市政首脑、地方检察官，以及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华盛顿和洛杉矶的天主教大主教们都支持它。几十个大城市的日报，按理本该是反对书刊检查制度的，却都支持CDL的“洁净”计划，同意约束、压制或完全禁止X级[127] 涉性电影刊登广告。这样做的报纸有《辛辛那提问询报》（基廷的弟弟是这家报业公司的董事长）、《迈阿密新闻》、《旧金山观察家报》、《洛杉矶时报》、《底特律新闻》、《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最终，连《纽约时报》也被这种趋势影响。
CDL自己的双月刊《全国正派报道》热情洋溢地详述每一场全国机敏的警察对“肮脏”书店的突袭查抄，热切地宣布法庭对色情产品出版者的定罪判决；它每期也会带着奉承的口吻刊印一位执法警官的人物小传和照片，此人定是最近惩罚过“淫秽商人”，大标题赞誉他为“本月执法者”。
《全国正派报道》中擅长揭发丑闻的编辑叫雷蒙德·高尔，是个戴眼镜、敦实、面色红润的50多岁男人，被基廷发现之前默默无闻地在洛杉矶工作，他当过一家牛奶公司的会计，还是一家链锯生产公司的系统分析师。高尔正是基廷希望招募到CDL的那种人：政治保守派，天主教徒，海军老兵，有七个孩子的顾家男人，为了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奋斗了几十年，还要压制住内心的愤懑——怨恨国家福利欺诈、充满优越感的校园激进派，还有性堕落者们，后者犯下了所有能想象到的反上帝、反自然的罪孽。
高尔是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引起了基廷的注意。一个周日晚上，高尔走去一家中餐馆给家人取餐，路上不由自主地睁大眼睛站在一家新开的性用品商店门前，它就开在高尔家的好莱坞街区。在橱窗里他看到很多标题耸人听闻的平装书、排列整齐的电动按摩棒和橡胶假阳具、法式螺纹避孕套、一管管的润滑剂、吊袜带，还有很多本印有裸体年轻女人全彩照片的杂志，她们张开双腿、高展胳膊、半张着嘴巴。尽管不以为然地对自己嘟哝着，高尔仍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兴奋，可憎地觉察到自己不正当的欲望。他马上转身走了，对自己竟然在那儿逗留了那么长时间感到困窘。
当天晚上，妻子和孩子都睡了后，那邪恶商店橱窗里的影像仍旧久久停留在高尔的脑海里。他被这些影像困扰，焦躁不安、心烦意乱；但他同时也感到被圣灵召唤，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自他在芝加哥老家当祭台助手的时期之后，就再没有过，他从内心深处体认到一份虔诚的热忱，希望对抗和战胜由可鄙的色情产品商所挑起的魔鬼诱惑。那晚他几乎没睡，第二天他给好莱坞商会写了一封愤慨的信，抗议在他家附近开那样一家店。一周之内他收到一封感谢信，信中承诺会通知警察。几天之后，他从报纸中读到那家店已经被当局查抄，关门大吉。
此事令雷蒙德·高尔印象深刻，大受鼓舞，一生中头一次体验到自己有力量影响这个鄙俗的世界，他开始一有空就驾车在城里转悠，记下其他性用品商店的名字和地址。在洛杉矶的商业中心，靠近市政府的地方，他算了算有六家生意似乎很兴旺的店面，于是他写信给市长，质疑像这样的店如何能合法地开在市长办公室和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周围。几天后高尔接到市反堕落小队一位警官打来的电话，他说：“高尔先生，留意明天的报纸。”第二天，洛杉矶媒体头版都报道了对这六家店同时进行的突击查抄，逮捕了一些店员，没收了七吨淫秽用品。
这之后不久，一个CDL的代表联系了雷蒙德·高尔，紧接着，查尔斯·基廷在洛杉矶的一次演说期间，安排了与高尔见面。在外貌和风格方面，这两人迥然相异。基廷高挑，整洁得无懈可击，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威严；而高尔资质平平，相貌沧桑，腰身足够宽，把他紧身西装的线缝处抻得紧紧的。但他们都对罪恶的性深恶痛绝，在这方面他们有相似的灵魂；更熟识对方之后，基廷觉得高尔又质朴又健谈，认为要是他为CDL代言会令人信服。
不久基廷对高尔的直觉要在一次检验中体现出来：CDL一个专讲性爱话题的常任演说者由于一项更重要的职责，不能到洛杉矶的一家服务俱乐部[128] 演讲，高尔被说服去代替他。尽管最初非常紧张，因不得不站在一大群人面前而很难为情，但高尔仍用简单坚定的语句缓和了气氛，向听众表明，他反对色情作品作者公开亵渎私密而神圣的爱。他不否认色情产品的诱惑力。他承认事实上他和大部分人一样难以抵御它的刺激。但他说它很可能是引人堕落的，它替代了性结合所应象征的诚挚爱意，令人厌恶。如果兜售性产品的人将来仍享有现在这样的自由，被允许继续传播这些下流物品，他们的污染不仅会毒害消费它们的人——他们选择消费这些产品就难免受害，也会毫无例外地传播到整个社会，削弱家庭生活的质量，危害国家的伦理道德健康。
高尔的首次演讲如此成功，于是基廷力劝他成为CDL的发言人。高尔之后又公开露面了几十次，不仅在服务俱乐部里演讲，还和CDL的成员一起，在大礼堂的讲台上舌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29] 的律师和各种各样拥护第一修正案的人。1967年雷蒙德·高尔接受基廷的提议，成为CDL洛杉矶支部的负责人，同时也代表CDL出现在加州和全国的学界听众面前与广播——电视脱口秀中。有一次高尔飞回他的故乡芝加哥，受邀在一场脱口秀中谴责色情产品，和他对峙的嘉宾是一个当地的色情产品商人兼按摩院店主，29岁，名叫哈罗德·鲁宾。高尔和鲁宾立马就互相看不顺眼。高尔认为这个直言不讳的年轻人是个无所顾忌、缺乏准则的俗物，而鲁宾从高尔身上看出自己父亲的迹象：那也是个在芝加哥出生、受压抑的蓝领保守派，性比越南战争更会让他不舒服。
1968年雷蒙德·高尔在华盛顿做CDL非官方的游说者。在那里，通过《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华莱士的帮助，高尔和CDL一位叫詹姆斯·J.克兰西的律师一起，与几位国会议员私下会了面，强烈要求引入力度更强的反淫秽法案。他们被允许进入参议院地下的一个小房间，里面配有一个幻灯机和大屏幕，参与者有南卡罗来纳州的斯托姆·瑟蒙德议员、密歇根州的罗伯特·P.格里芬议员和爱荷华州的杰克·米勒议员，他们向这些议员展示淫秽品的样本，这类淫秽品能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邮政传播和销售，大体是因为目前最高法院的标准过于自由宽松。
颇巧合的是，高尔和克兰西在华盛顿的时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也正开始组织公开听证会，提名亚伯·方特斯法官代替即将退休的77岁的厄尔·沃伦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很多政客和利益攸关的组织，包括CDL，都反对方特斯上任。1968年初夏和秋天，对方特斯的血泪控诉，包括他从研讨会费用中获利，还有据说他打过电话呵斥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都曾对约翰逊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持有异议。由格里芬议员带头的一些共和党人对约翰逊总统的行为表现愤怒，因为约翰逊总统虽然已经宣布1968年不会再谋求民主党提名竞选，却在主政的最后几个月，试图提拔他律政界的朋友就任高职，要不然此职位可能会由新总统青睐的人就任，那样首席大法官就可能会是个共和党人。
CDL与方特斯的不和，是由于他在最近几起淫秽案中对色情作品的宽容，包括他投票赞同合法化那本长期被禁的英国小说，讲述的是妓女芬妮·希尔的故事（书名叫作《欢场女子回忆录》），还有在“科林斯出版社诉威斯伯利案”中纵容像《罪恶耳语》这样的黄色小说。此外，CDL注意到，《罪恶耳语》的出版商曾经是方特斯在华盛顿律所的客户之一——千真万确，CDL声称从联邦调查局探员那儿得知，此出版商据说曾吹嘘过和方特斯的关系，暗示这会保护他免受联邦起诉；CDL进一步宣称，这条联邦调查局内部消息在参议院的传播，最终影响了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里特·M.德克森（他最初是支持方特斯晋升的），使参议院内的势力天平倾斜到反对亚伯·方特斯的一方。
理查德·尼克松1969年1月宣誓就职总统后，他的司法部长约翰·M.米切尔带来一项对方特斯不利的新证据——他曾从一名金融家创办的基金会那里收受2万美元费用，该金融家曾经因为销售未注册的证券而获罪。于是亚伯·方特斯被迫从最高法院辞职，尼克松又得以在他的空缺处填补了一名保守派。
方特斯辞职一个月后，CDL又有了高兴事，尼克松任命查尔斯·基廷加入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CDL的报纸表达出了乐观情绪，认为基廷强有力的个性（尽管他在约翰逊总统成立该委员会一年之后才加入）不久定会激励其他成员，找到有效的手段让淫秽产品好看。基廷认为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其中有温弗雷德·C.林克，一位来自田纳西州赫米蒂奇的卫理公会牧师；欧文·莱尔曼，在迈阿密海滩的伊曼纽尔寺中任犹太教祭司；还有莫顿·A.希尔，一位天主教神父，之前曾在曼哈顿带领纠察队对抗色情作品出版商，他也是一个叫“媒体道德公司”的监察组织的主席。名单上还有一个来自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教员兼牧师，叫G.威廉·琼斯；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还有两名女性，一个是来自南达科他州的英语教师，叫凯思林·斯比茨，另一个是在美国电影协会工作的纽约律师，叫芭芭拉·斯科特——人们期待对于女性身体常常在色情世界中被使用的方式，她们能浓墨重彩地表达出女性的愤慨。
其他委员似乎也呈现出可靠的社会图景：莫里斯·A.利普顿，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奥托·N.拉森，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爱德华·D.格林伍德，门宁格基金会[130] 儿童精神病学家；约瑟夫·T.克拉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社会学研究者；托马斯·D.吉尔，康涅狄格州少年法庭首席法官；弗里曼·刘易斯，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总裁；爱德华·E.埃尔森，亚特兰大通讯社总裁；马文·E.沃尔夫冈，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弗雷德里克·H.瓦格曼，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而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威廉·B.洛克哈特，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院长。
还有其他二十多名职员辅助委员们的工作，其中有些并非是做研究的专家，他们被指派在全国各地旅行，为委员们收集可用于分析评估的信息。成立后的第一年，在基廷加入之前，委员会曾派遣研究小组采访和分析那些制造露骨色情产品的大商人、色情商店经营者，还有定期购买的消费者。研究者发现，邮政检查员和执法部门对色情产品最为了解，他们不仅认识、洞察到该非法产业的规模和范围，还判断黑手党在生产流通色情产品过程中可能的影响。研究员去中西部和纽约的监狱，讯问强奸犯和其他性罪犯，期望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在犯罪之前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书籍和杂志。
委员会咨询了100个全国组织，要求他们书面提交对色情产品的看法。一名委员会调查员甚至被派去丹麦，因为最近露骨色情产品和现场色情表演在那里已经合法化，以期弄清这对丹麦性犯罪的数量、社会行为趋向以及该国的道德氛围有何影响。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个科学团队每天给23名男学生播放90分钟色情电影，每周五天，持续了三周，想研究这些电影对学生个人习惯和情欲的影响。所有学生志愿者看电影时都穿着长袍，袍子下面的阳具上套着连有电极的避孕套，来精确检测勃起，他们的胸周围也挂着风箱，耳朵里戴着电子设备。每天放电影之前，研究者会私下问学生在看过电影后的24小时内是否自慰过或做过爱。
委员们自己也看露骨的色情电影。1968年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印第安纳州的金赛研究所举办，在那儿除了展示金赛博士收集的大量春宫图、简要告知全国最新的与性相关的数据，成员们还被护送到一间放映室，观看老式色情电影以及全彩的当代色情电影集锦。也许观众中最着迷的是莫顿·希尔神父，尽管放映结束灯光再亮起时他满脸通红。在纽约他是色情产品最博学、最不屈不挠的敌人之一。那次放映之后，还有以后接触类似作品之后，希尔神父都向委员会中的女律师表达心中的忧虑，担心她被强制观看如此污秽的东西；但当女律师表示这些并不真的令她惊惧嫌恶，神父很明显惊慌失措，回答说会为救赎她的灵魂而祈祷。
尽管委员和职员可以内部自由讨论他们对色情作品的反应，威廉·B.洛克哈特主席却力阻他们向公众或政府官员透露个人见解。洛克哈特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研究项目有潜在的煽动性；如果处理不好，或者在委员会完成所有研究给出诠释之前贸然将残章碎片泄露给媒体，可能会引起很多误解和争执，以致削弱最终报告建议书的冲击力和重要性。因此，媒体或政客在调查期间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被转给洛克哈特或他的个人助理，由他们来统一回答；虽然在委员会第一年的运转中，洛克哈特的同事恰如其分地尊敬着他作为法学院院长的权威姿态和委员会主席的尊贵身份，但1969年查尔斯·基廷加入后，基廷过于自信专断的言行却立刻给团队互动带来一抹张力和对峙。
冲突开始于基廷发现大部分田野调查并非委员们自己进行，而主要是由洛克哈特挑选的职员和研究者开展的。紧接着进一步触怒基廷的是，洛克哈特选择的法律顾问，隶属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保罗·本德尔律师可以参加委员会会议，而基廷在CDL的朋友兼法律顾问詹姆斯·J.克兰西甚至无权观摩这些活动。洛克哈特不允许基廷出席所有他想参加的会议，这也让基廷非常烦扰；在基廷看来，公开听证会可以很好地宣传色情产品的传染性，曝光靠售卖淫秽物品致富的不法商人，于是当洛克哈特坚持反对举行公开听证会后，基廷决定拒绝参加委员会之后的所有会议。
但比起基廷对委员会初步调查结果的激愤和嘲讽，他与洛克哈特之间锱铢必较的争执根本不算什么。由洛克哈特主导的委员会在1970年秋季完成了初步调查结论和建议，正准备编辑并递送给政府印刷局。基廷目瞪口呆地发现，花了那么多金钱、精力和时间调查色情产品，洛克哈特带领的大多数人最终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色情产品完全不是一个国家问题，处理它最明智的方法——至少在参涉者都是成年人的时候——就是干脆忽略它。
报告称：“委员会相信，政府无权持续干涉成人完整的个人自由，因为由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开展的大量经验调查，提供不出证据证明，接触和使用露骨的性物品会对社会或个人造成严重伤害，例如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性方面或非性方面的行为反常、剧烈的情绪扰乱等”。
报告继续说，在监狱和精神病院进行的研究发现，强奸犯和其他性犯罪者不大会是色情产品的消费者，却更可能有“保守的、压抑的、来自缺乏性爱的背景”；该报告补充道，对美国流行色情产品最为暴跳如雷的人群，是那些“过分热切的”“宗教方面活跃的”年长公民，他们也相信“报纸无权刊印批评警方的文章，应禁止人们出版攻击我们政府体系的书籍，应禁止人们发表反上帝的言论”。
放映色情影片对北卡罗来纳23个大学生造成的影响，大致是到最后他们都觉得无聊透顶；丹麦色情产品合法化，不仅没有引起早先一些丹麦人所担忧的犯罪率飙升，结果反而是，像窥淫癖这样的不当行为有相当地衰减。这似乎暗示，窥淫狂们既然能在裸体酒吧、色情电影和现场色情表演中看到更多，就更不愿意冒着被捕的风险从人家窗户里偷窥。报告继续说到，不同于很多美国公民的设想，美国性产业并非被黑手党或其他进行有组织犯罪的派系控制；色情商业自然是养活了很多有犯罪记录的人——想想看，警察不断以非法涉性交易逮捕他们，有犯罪记录并不奇怪，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与黑手党歹徒勾结的“统合的‘淫秽’产业”。性产业中的大亨——例如洛杉矶的米尔顿·吕斯和马文·米勒，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克利夫兰的鲁本·斯图尔曼，亚特兰大的迈克尔·特维斯——大都确实不是美国商业促进会[131] 中受人尊敬的会员，但他们也并不是统治着“一家子”职业杀手的黑手党教父，没有形成什么黑手党全国性网络。而且，报告继续说，美国大多数性产品的消费者，那些每年贡献百万美元观看色情电影、购买裸体杂志、光顾按摩院、在色情影片自动贩卖机那儿花了几吨硬币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道德败类、强奸犯、摩托党、杀手或其他精神失常的社会渣滓，相反，他们大多是最高法院所定义的“一般人”，或者用委员会报告中的话说：“绝大多数是白种人、中产阶级、中年、结过婚的男人，穿着西装或整洁的休闲装。”
色情产品对这些人的影响，并不像危言耸听者所坚称的那样，会刺激人们疯狂地跑到街上强奸女人，或煽动他们砸了房子抛弃家人。如果色情产品有什么刺激的话，也是引起私下自慰；或者要是这个人有善于接纳的妻子、情妇或女友，会增加做爱的欲望。但是，报告重申，犯罪行为并不来自接触色情产品，因此以洛克哈特为首的大部分人主张，美国政府——它每年投资数百万纳税人的钱骚扰和起诉色情产品出版商，成果却颇令人怀疑——现在应该废除所有不当的法律，那些法律剥夺了成年人观看、阅读任何所谓淫秽材料的权利。
查尔斯·基廷对这项建议很警惕，在警告了尼克松政权洛克哈特那儿即将产出的结果后，他在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暂时拖延了委员会出版报告的计划。在基廷申请的一条禁令被法官批准了后，他召集CDL的人马给华盛顿写信发电报，强烈要求“国会对委员会进行迅速彻底的调查”。委员会18名成员中，只有基廷和其他三人完全反对洛克哈特的幕僚所起草的报告。与基廷一道的反对者包括莫顿·希尔神父、温弗雷德·林克牧师和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希尔神父对报告的怒气和基廷一样大；希尔——林克的联合反对意见以此表态开头：“委员会的多数人报告是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
不久，很多重要人物加入了基廷的抗议。其中有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美国邮政部长，参议院两党领袖，以及美国天主教主教全国会议的主席。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声称：“如果我们想要一种社会，它鼓舞人高贵的一面、使人类得以升华，那么我认为色情产品绝对是有害的。”最终，尼克松总统弄清楚了报告确实像基廷宣称的那样，对人们不具有惩戒功能，于是他公开宣布“完全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并谴责委员会“损害了”国家利益。他补充道：“只要我主政白宫，国家控制淫秽产品、从国民生活中剔除淫秽产品的努力就不会松懈……委员会认为下流书籍影片的激增对人的品性没有持久有害的威胁……几世纪的文明史和十分钟的常识思考会告诉我们绝非如此……美国的伦理道德并非儿戏。”
要是尼克松有权撕毁委员会的报告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委员会是在一项国会法案下运转的，该法案要求它书面呈交研究成果和建议；所以，基廷的禁令带来的十天冷藏期一过，委员会报告就复苏了，并进入投送政府印刷的程序，不过条件是允许出版另一份报告，反映出基廷 对色情产品问题的看法。
基廷的报告是一份长达175页的文件，责难了洛克哈特和他的调查方法，将委员会的事实探寻者们描绘成是天真的“象牙塔”学者和年轻的“青涩毕业生”，他的报告还重印了警方记录和时事评论员们的观点，他们将不道德的性和色情产品看作现代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基廷引述阿诺德·汤因比[132] 的见解，即最先进的文化会推迟年轻人的性体验；他也加上布鲁诺·贝特兰[133] 的言论：“如果一个社会不忌讳性，孩子会在性爱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历史彰显出，这样的社会无法创造文化或文明；它就一直是原始蒙昧的。”基廷的报告中也包含一段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34] 在1835-1840年游历美国后写下的文字：“我在美国宽阔的港湾和丰沛的河网中探寻她的伟大非凡——但无所获；在富饶的土地和广袤的牧场——也无功而返。直到我来到美国的教堂，听到她的布道坛被正义的言辞点燃，我才明白她非凡和强盛的秘密所在。美国是伟大的，因为她是高尚的——如果美国不再高尚，她也就不复伟大。”[135]
基廷的报告所引发的争端，让报纸对委员会调查结果一事持续报道了很多天；就在事情要平息下来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事件使冲突愈发恶化。1970年11月，加州出版了一套未经授权的插画版总统报告，这本售价12.5美元、352页光泽照人的大开本平装书里不仅有委员会项目的全文、基廷的辩论，还有对这个论题的图解——一张张照片和绘画，描绘交合的情侣、纵欲聚会上的群交、女性为男性手淫、男性用按摩棒满足女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中世纪的修女用蜡烛自慰、把放浪淫逸描绘得详尽精确的古代东方画作、把流行漫画书中的角色淫荡化的卡通画、巴勃罗·毕加索的色情雕刻、穿皮衣和高跟鞋的女人抽打上了手铐的男人、不同人种混在一起狂欢作乐的照片，还有一个红发女人用舌头爱抚一匹马的下体。书中有不少于546张插图，覆盖了读者能想象到的所有性交类型，出版商辩称，使用它们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正是委员会成员在完成报告前详细检查和评估的那种材料。
除了第一版发行了10万本并将它们投放到全国的“成人”书店，该加州公司还邮寄了5.5万本广告册子，里面包含书中的一些精选插图，并告知读者如何能买到插画版报告，同时也夹带了一条声明指责尼克松总统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广告册的大标题写着：“多谢，总统先生”。下面的正文继续说道：“一项伟大不朽的调查研究现在集结成一本巨著。所有的事实和数据以最好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充分配有黑白和全彩插图。详细展现出史上最具争议的报告的方方面面。本书是所有公共和个人图书馆必备的 研究性书籍，严肃地涉及完整的学术自由和成人选择权。此项研究花费公共基金数百万美元，来发现在当今美国关于情欲的精准真相 ，但最高层却竭尽所能查禁这些信息。甚至总统本人也立即拒斥这些事实。企图压制这份报告是对全国每一个成人不可宽恕的侮辱。每个个体必须 被允许做出他自己的决定；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很多成年人，很多很多 ，读过这份报告后定会做出自己的决定。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甚至没有必要有这样一本书。”
可以预见，联邦调查局探员很快就弄到了一本这样的插图版报告，然后快递到约翰·埃德加·胡佛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在那儿，局长表达完对这样一本书竟然可以刊印的愤怒和惊诧之后，提醒总统留意这件事。而尼克松已经看过这本书了，几天前怒不可遏的基廷已经寄给他一本，是雷蒙德·高尔在洛杉矶一家性用品商店闲逛时注意到，买了很多本，并向基廷通报的。尼克松对他看到的东西目瞪口呆，不久，联邦检察官和探员们就开始讨论怎样最有效地用法律手段惩罚出版商：一个精力充沛的叫威廉·哈姆林的50岁男人，他们已经相当了解他了。
早前十年在圣地亚哥，威廉·哈姆林曾在几起淫秽案中被传讯，在那儿他的公司靠销售书籍获利数百万，书籍包括热辣的平装书和杂志、激进的政治论文、科幻小说、非虚构作品、像亨利·米勒的《殉色三部曲》那样的畅销书、特里·萨瑟恩和梅森·霍芬伯格的《糖果》，以及萨德侯爵、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36] 和伦尼·布鲁斯的作品。曾一度是亚伯·方特斯所在律所的客户还被联邦调查局引述，据称说过自己逍遥于联邦律法之外的，正是哈姆林——高尔和克兰西1968年在参议院游说，反对提名方特斯任职首席法官时，提到的就是这段轶事。
实际上，政府掌握到的哈姆林的情况，不少已经被高尔在CDL报纸上发表了，他是从法庭记录中整合出哈姆林诉讼经历的案件历史；之后高尔会对哈姆林了解得更多，在圣地亚哥一间脱口秀的电视演播室里，他和威廉·哈姆林第一次打了照面。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一见面就会厌恶他，但在节目开始前与哈姆林在后台闲聊的几分钟里，高尔却很奇怪地缓和下来。举止和外表方面，哈姆林和高尔并非毫不相像：他们都是中年人，灰白头发，穿着几乎相同的保守西装和领带；都是芝加哥人，接受的是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继续交谈下去后高尔发现他们这一生几乎是彼此的影子。
两人都是在1921年夏天出生于芝加哥北区，在弥撒中都当过祭坛助手；他们在同一片沙地玩过球，上的是邻近的高中。哈姆林和高尔第一次离开芝加哥都是去服兵役，战后回来都娶了年轻的芝加哥女人，生了好几个孩子，并组织了一个大家庭。几个异常严寒的冬天过后，两人都举家迁移到南加州，在那儿，鬼使神差地，在色情作品问题上两人却持有了相悖的立场。现在，在圣地亚哥一家演播室里，他们将作为辩论对手被介绍给观众，高尔感到哈姆林对于自己似乎有某种亲缘关系，最初全无争执和烦扰他的兴致。
但当高尔在开篇陈述时颇有优越感地提及兴旺的污秽文学生意，哈姆林开始变得敌对戒备——痛处被触及，两人立刻辛辣尖锐地争执起来。哈姆林强调他有权私人拥有并按行规出版裸体杂志和色情书籍，而高尔质疑这项权利，主张应该禁止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接触这类诱惑人的东西，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应受谴责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是危险的。在将近一小时的时间里双方相互对抗，对话常被打断，情绪激动充满挖苦；甚至在录制结束后，两人还能感受到节目所激发的敌意和憎恶。摄影机停机、头顶的灯光熄灭后，高尔和哈姆林同主持人握了手，然后就冷淡地转身离开了对方，离开演播室前也只刻板地道了声晚安。
高尔后来好奇，到底是什么使他们虽然有如此多共同点，却在这一问题上迥然相异；他只能得出结论，在芝加哥的布道坛和联邦法庭的长椅之间的某处，哈姆林和他宗教的精神丧失了联系。
要是高尔能和哈姆林再多谈谈的话，他就能证实自己的猜想，因为威廉·哈姆林在40年代离开芝加哥加入军队之后，确实就丧失了信仰；尽管哈姆林也可能会辩称，是教会 自身丧失了信仰，因为它在战争期间背离了很多传统，变得更世俗，不那么克己禁欲和精神至上了，因此也就不那么配得上他曾经给予的敬畏和热爱了。
更年轻点儿的时候，哈姆林曾考虑过当神父，他在教会的约束中感到自身变得高贵，在它严格的规章准则中感到安宁无虑，教会鉴明和惩罚罪恶时的把握和确信也令哈姆林谦卑。虽然有很多限制，天主教至少在所有人类事物中表明了清晰的立场，它看起来绝对而且无所不知，而一个希望实现永恒救赎的教民，并不需要在这个混乱和殊途密布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路——他只需要虔诚地沿着教会清楚标明的道路走下去即可。
但在军队里哈姆林的观点改变了；在那儿他看到教会在战争中变得不那么超脱，变得尊崇国家主义，且更加放任纵容。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突然不再被教会当作罪来惩罚了。天主教士兵周五可以吃肉，可以不望弥撒，可以不听每周忏悔后的规劝。主教祝福投炸弹的人；教会中的主事者和司令官结盟——确实，而且司令官比神父级别要高，后者穿着黄褐色卡其布罩袍向星条旗行礼；当军队将几吨性感女郎画报运往前线，为不能接近女色的战士们提供替代刺激品，曾经对这类事那么严厉监察的教会却沉默了，沉默的背后是同谋。
虽然，鉴于战争给社会和家庭生活几乎所有层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教会的这种让步毫无疑问是无法避免的，但哈姆林仍旧相信，战时教会的世俗化确实暗中损害了众多像他这样的天主教军人的宗教热情；当他退伍后回到芝加哥的平民生活，他已不再被早先的熏陶、对罪恶狭隘的观点和对“不圣洁的性”[137] 的内疚感所支配。
适时地，哈姆林发现，他当编辑的那家出版公司分发各种各样的月刊，其中有一本叫《现代男性》，里面有性感女郎彩页和探险类文章，还有一份裸体主义者期刊，叫《现代日光浴及卫生》，内有喷绘的彩照。哈姆林的老板叫乔治·冯·罗森，拥有所有这些刊物；最早和哈姆林成为朋友的职员是冯·罗森年轻的销售经理休·海夫纳。尽管海夫纳比哈姆林小四岁多，但他对自己这一生要做成什么样的事却清楚得多，他已经决定不久就从冯·罗森的公司辞职，在自己创办的一份杂志上试试才气和运气。当海夫纳向哈姆林描述他头脑中构思的那种杂志，期望哈姆林能投资时，哈姆林饶有兴致地听着，但最终断定，虽然退伍老兵使战后社会愈发自由，但要在全国范围出版海夫纳预想的这本在性方面如此大胆的杂志，恐怕还没有足够多的人做好出钱资助的准备。
几年后，海夫纳作为《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一夜暴富，哈姆林却仍旧为通俗杂志做编辑和自由撰稿人，默默无闻地辛劳。一天下午两人在芝加哥友好地共进午餐；去餐厅的路上，海夫纳自豪地让哈姆林注意路边停着的一辆优雅的新跑车，一辆自己刚买的古铜色卡迪拉克敞篷车。哈姆林是开着他破旧的1941年产哈德逊汽车进城的，他对海夫纳如此迅速地改变境况印象深刻，也有点嫉妒——海夫纳不仅是富裕的出版商，还是《花花公子》的人格化身；尽管哈姆林知道自己的性情无法真正迎头赶上他的朋友——比起追逐艳遇，他更喜欢晚上和妻子弗朗西丝待在家里；而海夫纳最近离开了他的妻子米尔德丽德，去追求单身汉永恒的欢愉，但他仍禁不住痛斥自己当初过于谨慎，没有买《花花公子》的股份，现在它正在飙升。因此午餐期间，哈姆林坐在餐桌对面，带着愈发浓重的尊敬和接纳倾听海夫纳；当海夫纳表达出对哈姆林事业的关心，提议他也应该创办一份裸体杂志，并补充说男性杂志领域还几乎没有被开发出来，有巨大的财富等着被赚取时，哈姆林下定决心是时候放下他一贯的审慎缄默了。
再次听取海夫纳的建议，一周之内哈姆林就联系了帝国新闻公司的经理杰里·罗森菲尔德，是他最初帮助《花花公子》负担经费，现在正作为其全国经销商赚得盆满钵盈；罗森菲尔德赞同哈姆林创办新杂志的计划，承诺预先支付刊印所必需的款项，回报是授权他销售该杂志。于是，1955年11月，哈姆林创办出《无耻之徒》杂志的创刊号；虽然它没有《花花公子》那么时髦，印的是黑白照而非全彩，但1956年末它的销量也已经接近每月30万本，在书报摊上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从而招致CDL的非难——而且它被邮局归类为淫秽物品，邮局想要取消其二等邮递优惠。
海夫纳的杂志也被邮局裁定为淫秽物品；但是邮政检察官没有起诉销量更好根基更牢的《花花公子》，却决议拿《无耻之徒》小试牛刀，无疑是认为后者在法庭上更容易被打败。但在华盛顿，哈姆林在帝国新闻公司的律师事务所有门路，而亚伯·方特斯正是这家律所的合伙人；虽然在联邦地方法院为《无耻之徒》辩护花了哈姆林1.3万美元诉讼费，但邮政局长的起诉最终还是被撤销——哈姆林得以仍旧以二等邮资标准邮递杂志；而休·海夫纳没花任何诉讼费，《花花公子》就自动享有了同等优惠。
法庭上的凯旋和他因此在男性杂志领域获得的名气，令哈姆林激动万分；当《无耻之徒》的月发行量逐渐达到50万份时，1959年哈姆林开始进军以性为导向的通俗平装书市场。他雇佣了几个有才华又穷困的写手，他们用笔名写出数量惊人的快餐式淫亵小说，由哈姆林在“床头书出版社”出版并大量销售。
1960-1963年间，哈姆林把公司搬到圣地亚哥，他从那些装帧俗丽的小说中获利400万美元，每一本小说都鼓吹一种淫荡的历险——尽管哈姆林使用的封面标题会奇异地唤起一种罪的情绪。“罪”“耻”和“欲”这样的字眼反复在新书名中出现：《罪孽相随》《欲壑难填》《耻辱商店》《罪恶耳语》《罪恶狱长》《耻辱市场》《激情女祭司》《罪人降神会》《阁楼异教徒》《河口罪人》《罪之奴仆》《欲池》《羞耻代理人》——这些书名也许直接来自芝加哥教区里那些修女和神父的劝诫，他们都谴责性爱，哈姆林良心上还没有完全逃离那里；甚至在南加州奢靡的氛围中，他个人也在抵抗小说中过度描绘的那些诱惑——这些小说他一卡车一卡车地发送到全国杂货店和书报摊的后架上。威廉·哈姆林和他在芝加哥时一样仍旧是忠诚的丈夫、六个孩子的父亲、衣着保守的商人，与制造领带、空调或汽车零部件的商人没什么两样。他60年代初在肉感多汁的三级小说生意中成为富豪，如果这件事有什么值得赞誉的地方，那就是他拜休·海夫纳所赐，明白美国即将迎来性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他不久就意识到，数百万像他一样传统的男人，从阅读放荡女人的事迹中间接得到快感，这些女人和他们选择一起生活的妻子迥然相异。哈姆林的典型读者是隐秘的登徒子，有非凡幻想的普通人，他们的幻想在更加精巧、由纽约更大的所谓合法的出版商发行的感官小说中很难被满足。
正当哈姆林冒险进入性平装书市场之时，国家的反淫秽法案变得更加自由化了，要是没有这个契机，他就不会富有起来。最高法院在罗思案意见书中首次作出暗示之后，就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不仅在1959年合法化了像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著名的小说，也包括很多二流作者和电影制作人、杂志和平装书出版商的含有露骨性描写的作品。在接下来的两个最高法院判例中，罗思案判决里所蕴含的自由精神进一步扩展了：在1962年的“手册企业公司诉戴”案中，法院判决几本有同性恋导向的裸体男性“健美”杂志免于邮政部长爱德华·戴的遏制；在1964年的“雅各布斯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撤销了下级法院对克利夫兰剧院经理尼科·雅各布斯的定罪，他之前获罪，是因为放映了艺术电影《恋人》，描绘的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法国家庭主妇不忠的故事。在雅各布斯案意见书中，法院点明强调了在罗思案中还是暗含的定义：电影或任何表达形式，不论其有何种涉及性或不道德的内容，都不可以作为淫秽物而被禁止，除非它“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短语在1964年11月迫使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撤回最近对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的判决。尽管伊州法院仍旧坚称，布鲁斯的夜总会的例行演出令人厌恶反感，却不得不承认，他在舞台上讨论的一些题目还是有点“社会意义”。
最终，在1965年的“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爱德华·W.布鲁克，他谨遵该州传统，不断地谴责和处罚《芬妮·希尔》这部小说，该书正是1821年在马萨诸塞州率先被宣告非法的——布伦南法官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他表明一本书、电影或杂志只有同时犯有以下三种罪过，才可以被归为法律上所说的淫秽：必须勾起一般人对性“淫邪的兴趣”；必须“显然冒犯”一般成年人；必须“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
鉴于很少有作品会是“全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即便它淫邪又明显冒犯，因此绝大部分可疑的期刊、照片、电影和书籍——包括数百万本哈姆林的床头书出版社平装书——在60年代中期被允许在全国任何角落销售。但是，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多数有宽容的第一修正案倾向，并不 意味着政府和下级法院中支持性审查的人在这段时期会停止骚扰和起诉要表达性爱的人。恰恰相反，反“淫秽”的活动家们变得更加顽固和警觉；联邦探员和市反堕落小队（由教会领袖和像CDL这样的公民组织支持）在整理对色情产品承办商不利的证据时，变得更加深思熟虑、吹毛求疵，他们知道后者那些待遇优厚的律师们，或许会将所有下级法院的判决上诉到高等法院，而且如果必要，直达最高法院——他们希望能在一些法律技术细节上赢得逆转，或创造性地解释“淫秽罪”那措辞灵活可塑性强的定义。
因此邮政部增加了检查员和“诱饵”信件写手的数量，以此来更有力地对抗色情产品发行人。“诱饵”信件写手用假名和假地址回复露骨色情物品的广告，这些邮政员工试图设圈套，引诱色情产品发行人违犯“禁止通过邮件寄送淫秽物”的考姆斯托克法。一个叫哈利·西蒙的邮政检查员是“诱饵”们的主任，他在写过的数百封信中用过几十个假名——扮演羞怯的单身汉、上了年纪的鳏夫、大学生、小镇农夫等，要求邮购商寄送露骨色情照片、“婚内辅助用品”和淫书。这些信由西蒙的同伴们从全国各地寄出，其中很多信的回复地址栏中，写下的是一个保守社区的邮局信箱，那里有偏执的法官和思想正确、清教徒式的公民，从中可以选出一个有利的陪审团——联邦检察官们于是可以利用1958年的国会修正案，迫使性用品商人在任何收到他产品的地方出庭应诉。即使政府的起诉是无力的，在遥远城市里长达数月的审判，也足以让一个性用品商人陷入财政困境——也许破产，因为商人这段时间被禁止营业，收入的来源被切断，还要支付不断增加的诉讼费，以及与他同住的律师们的差旅费、住店餐饮费，更不说那些被迫和他一起应诉的职员所导致的费用了。
道德社团和个人给国会议员寄去大量邮件，不断告知他们色情作品蔓延开来的情况，人们投诉他们街区的杂货店和书报摊被没有任何可取价值的垃圾文学污染；最高法院也收到很多轻蔑的邮件，由于在自由表达和个人自由问题上纵容的裁决，以及似乎漠视保守家庭和教会组织的传统，最高法院尤其成了美国右翼攻击的对象。自1953年厄尔·沃伦当首席法官的时代开始，最高法院就被各种各样的派系诋毁，因为它判处公共学校里的强制宗教实践为非法，因为它废除了学校里的种族隔离，因为它约束窃听行为，因为它降低了福利金受众的居留年期规定，因为它规定联邦囚犯如果在监狱里受伤可以起诉政府，因为它禁止执法当局“不合理的”搜查和逮捕，因为它维护宣传和接受避孕信息的权利。在言论自由和性表达这一问题上，没有哪个法官接到的嘲讽邮件会比法庭里最教条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威廉·O.道格拉斯——更多。
道格拉斯法官拆阅这些信件——其中很多是学生签写的——的时候，经常发现精确相似的短语甚至是标点，使他推断这些信是从学校或教堂的黑板上抄下来的。虽然大部分信攻击他的法庭判决，但也有一些指责他的私生活和多次婚姻。1963年，六十四五岁的道格拉斯法官第三次结婚，娶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子。三年后，他会再次结婚，新娘还是20多岁。在最高法院自1789年开始的漫长历史中，一共只有三次法官离婚的记录。三次都属于道格拉斯法官。
威廉·O.道格拉斯1939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推荐下加入最高法院，自那以来，他就代表着个人主义对抗专制势力。他曾经写道：“宪法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使政府不再压迫人民。”道格拉斯法官在保守派阵营引起的敌意，导致他的对手三次试图弹劾他，但都失败了。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约瑟夫·麦卡锡议员引领的“猎巫”行动激发起歇斯底里的反共产主义，这期间，道格拉斯为作为被告的苏联间谍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签署了一项暂缓执行令——不过他们那年晚些时候还是在电椅上死去。第二次驱逐道格拉斯的呼声，出现在他第三次离婚之后；另一次撤销他职位的尝试，是在他的书《叛乱要点》出版之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在弹劾决议书中认为，该书会引起“暴力、无政府的混乱和社会动荡”。格罗夫出版社的《常青书评》，一份向来大胆、常常配有色情插图和故事的文学月刊，摘录了道格拉斯这本著作的片段之后，杰拉尔德·福特站在国会大厅里挥舞这份载有摘录的《常青书评》；决议书也宣称道格拉斯法官从不正当的来源收受资金——众议院小组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确证两项指控都是捏造。就像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威廉·兰格一次对这个最高法院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官说的：“道格拉斯，他们给你扣了不少屎盆子——但感谢上帝，都不黏。”
同样，道格拉斯收到的所有这些弹劾威胁和谩骂信件，都没有削弱他对媒体自由和性表达自由的坚持，即使这些性表达确实 缺乏可识别的可取价值。道格拉斯法官有次评论道：“不管淫秽是什么，它都无法被当作犯罪来衡量，只能被当作罪恶来描述。作为罪恶，它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里，并没有在其他人的头脑中，而且它太主观，不能由法律惩罚。”在他看来，恰如其分地审查什么是性方面不道德的言行，这项任务超越了道德团体、警察、邮政职员、神职人员、陪审团和法官的智慧和理解力——包括九位坐在这个国家最高法官席上、受人尊敬的法律贤人。关于最高法院的同僚们他写道：“恕我直言，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其他组织比它更没能力做到：首先，从所目睹的东西中认识到什么是淫秽；其次，深思熟虑地裁决，某刊物在年轻人或年长者的头脑里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有害或有益的影响。”
不管道格拉斯对同侪法官们在色情方面领悟力的评价有多低，也不管他多希望法院和警官远离这个国家的锁眼，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律法真正应该关注的领域，最高法院在60年代还是继续仔细检查那些美国公民幻想和愉悦的源头；在两个罕见的案例中，高等法院非同寻常地决定，色情书籍出版商的社会影响如此差、如此无法补赎，使得这两个受审的人除了坐牢，不应获得任何较轻的处罚。
两人的一个叫爱德华·米什金。他的案子——“米什金诉纽约州案”——与“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在1965年12月的同一天由法庭审理；但是米什金的情况，和那个最终被赦免了的古老的芬妮·希尔故事的案子完全不同。米什金在纽约被逮捕定罪，罚款1.2万美元，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因为他制造和销售一些粗制滥造耸人听闻的平装本小说，并为它们散发了大量下流广告，这些书似乎对异性性爱行为不那么着迷，反而沉迷于施虐受虐、恋物癖和其他被认为是变态的行为。米什金的律师们上诉到最高法院后，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辩护，希望可以以此释放当事人：他们承认米什金的书也许确实 全无可取的价值，也许甚至使一般成年读者恶心嫌恶；但是这些书不是 为一般人 而写，当然也就并没有 激起一般人 淫邪的性趣。鉴于对“淫秽”的明确定义中要求一般读者受到撩人意象的影响，米什金这些诡异的书不能被归为淫秽作品。
但是这个逻辑最终并没有说服足够多的法官，情形还是对米什金不利。虽然道格拉斯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法官和雨果·布莱克法官在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投票推翻对米什金的判决（布莱克法官和道格拉斯一样，坚持不论出版社刊印了何等不道德或离经叛道的作品，政府对全国出版社都没有管辖权），其他六名法官却认为下级法院对米什金的定罪是正当的，他们没有撤销对他的罚款或监禁。
这段时期第二个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也是纽约人——拉尔夫·金兹伯格，《爱欲》杂志、《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和双周简报《连音》的出版人。《爱欲》杂志引发了对金兹伯格的指控，罪名是违反考姆斯托克邮政法案，但实际上这本杂志与其说是淫秽，不如说只是撩拨人：它的人物彩照并没有露出生殖器或阴毛，文章也没有公然勾起淫欲，而且它优雅的图片、厚重的纸张和精装硬皮封面表明该杂志的设计和品质不凡。这本季刊靠邮件订阅销售，价格是一年25美元；出版的第一年，它收录的专题包括居伊·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泰利耶夫人的妓院》，由埃德加·德加配图；全彩重印重要博物馆里的古典裸体油画；还有《圣经》里有情欲的片段，并以《旧约》人物木版画做页边装饰。也有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138] 一篇名为《呼吁多偶制》的文章；另有菲莉丝和埃伯哈德·克龙豪森一篇名为《女人作为情欲旺盛者的自然优越性》的文章；重印马克·吐温曾颇具争议的短文《1601》；莎士比亚诗作的一些范例，它们被解读为暗示莎士比亚是同性恋；孟买男妓的照片；还有声名狼藉的楠·布里顿的故事，她在20年代初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沃伦·G.哈定私生子的母亲，制造了全国轰动的丑闻。
1962年冬天《爱欲》第四期被邮寄给订户，里面包括一个金兹伯格称为“炫彩的黑与白”的栏目，那是一系列展现一个强健有力的裸体黑人男性和一个迷人的裸体白人女性亲密接触的照片；尽管16张照片中没有一张的焦点在生殖器上，这一对儿却很明显是被刻画成了恋人。一些照片中他们在接吻；另一些中他们躺在一起爱抚对方；在也许是最惊人的照片里，他们面对面站着，手臂紧紧地抱住对方，大腿和骨盆牢牢地贴在一起，他们的身体靠得如此紧，女人的左胸都压平在黑人坚实的胸肌上。在这些照片的简介里，《爱欲》称它们为“摄像音诗”，它写道：考虑到法律要求的“可取的社会价值”——这一对儿是献给“一种信念，即不论种族，男女之间的爱是美的”；而且，文案继续写道：“今天，跨种族的情侣忍受着这种耻辱：不得不在一个质疑他们的世界里保护爱情。明天，他们会被承认是一个更文明进步的时代的先驱者，在那个时代里不会有偏见，唯一的种族是人类。”
当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第一次注意到这些照片时，据传他被激怒了。虽然很多肯尼迪的密友和同事相信，在私生活方面，他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或遵守一夫一妻制的人，但人们知道，在大众色情作品问题上他和约翰·埃德加·胡佛一样正直；而且，据维克多·S.纳瓦斯基所写的《肯尼迪正义》里说，在肯尼迪看到这对跨种族的情侣照片之前，他就已经打算审查《爱欲》和其他性出版物了。但是，据肯尼迪在司法部的副手尼古拉斯·德伯·卡岑巴赫向纳瓦斯基解释的，肯尼迪担忧这种干涉会被政治性地解读为他偏向于拥护天主教。不过，《爱欲》载有跨种族情侣的第四期是在全国打广告和发行的，包括南方腹地，而因为在密西西比大学正强行废止种族隔离，以及第一个黑人学生——叫詹姆斯·梅雷迪思的坚毅的年轻人——的到来，那是一个暴动四起、紧张不安的时期。肯尼迪相信《爱欲》的照片也许会对南方的民权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于是他迅速行动，以通过邮政派送淫秽物的罪名控告金兹伯格。
针对金兹伯格的刑事审判程序被安排成他必须在费城出庭应诉，而该市市长和警方在种族问题方面非常反动，而且强烈倾向于执行反淫秽法案，在最近费城学校督察长出席的一场典礼中，很多色情读物在教堂的台阶上被焚毁，当这些书在热浪中萎蔫下去的时候，一群男孩儿组成的唱诗班高唱着“荣归主颂”[139] 。在金兹伯格受审之前，一名费城居民在当地图书馆的日志中写道：“拉尔夫·金兹伯格在我们（费城）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和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一样大。”
1963年6月开始的审判由一名冷峻的法官主持，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作为证据呈递上来的材料似乎都让他非常尴尬；庭审最后，政府召集了几个证人诋毁金兹伯格的作品，接着法官自己宣布，他从《爱欲》中找不到“哪怕一点可取的社会、艺术或文学意义或价值”，他对简报《连音》和《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也没有更高的评价。《手册》这本书是一位女作家对自己的多次婚姻和不忠行为自传式的描述，法官断定它“在法庭看来极度无聊，令人厌恶、震惊，对一般读者也是如此”。
但最终对金兹伯格案的判决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两位小镇邮政局长在法庭上的证言，他们回忆起曾经收到过金兹伯格在纽约的办公室发来的信件，信件请求从他们的邮局邮寄金兹伯格的文献和公告传单，这两个邮局都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社区。两个社区的名字都有性暗示意味，一个叫“布卢博尔”，另一个叫“因特克丝”[140] 。两个邮政局长以设备太小无法处理这么多邮件为由拒绝请求后，金兹伯格联系了新泽西州米德尔塞克斯[141] 的邮局；那儿的邮政局长允许后，金兹伯格和他的职员从米德尔塞克斯发出了几百万张传单，吸引人们订阅《爱欲》和其他产品——收件人名单有一部分是从电话簿里弄来的，人数极大，且对象不加区分，尽管很多人积极答复了金兹伯格，其他人却并不高兴，尤其是在性方面节制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一不注意就拆了邮件，读到广告商承诺让人从色情文学中获得满足的诱人广告词。一些宣传《爱欲》的广告传单和都市日报整版广告中，甚至将该杂志的起源归于美国最高法院对性宽容的政策：“《爱欲》是最近一些法庭判决的产物，这些判决以注重实际的精神解读美国的反淫秽法案，给了这个国家自由表达的新气息。判决使得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此前被禁的文学名著得以合法出版。”尽管拉尔夫·金兹伯格在费城的一些拥护者也认为，他在《爱欲》的广告中提到最高法院并不明智，也相信从米德尔塞克斯散发邮件的想法是个低级玩笑，但当费城的法官宣告判决后，他们仍旧大吃一惊：金兹伯格以淫秽物玷污邮政，裁决有罪，罚款4.2万美元，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受到如此严厉惩罚的打击，金兹伯格和律师们立即向同位于费城的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但11个月后，他们被告知上诉被驳回，起草维持原判意见书的72岁的联邦法官声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自成一格的专家式经营，靠迎合和利用人类最大的弱点之一来卑劣地牟利……”
最终在1965年12月，“金兹伯格诉美利坚合众国案”被最高法院审理；庭审最热心的参与者之一是CDL的查尔斯·基廷，他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142] 意见摘要，支持政府检察官，强烈要求严格执行联邦反淫秽法。金兹伯格的辩护和在费城时一样，仍旧是《爱欲》和其他出版物既不淫邪，也不公然冒犯，也不是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确实，在肯尼迪起诉后的三年间，金兹伯格见识到休·海夫纳和其他几个出版商在展现赤裸裸的性等方面远甚于他，却没有被起诉；金兹伯格有信心，在华盛顿不像在费城，法律会被客观公正地解读，必然会撤销对他的有罪判决。
最高法院听取了金兹伯格首席律师的辩护词和政府发言人的立场之后，休庭数周仔细审议此案；三个月后宣布判决时，金兹伯格才得知法庭根本没有在意《爱欲》《连音》和《手册》是否淫秽这个问题。法院仔细考虑的反而是金兹伯格的广告宣传活动；最终投票结果是五比四，金兹伯格因通过邮件“勾引”而获罪，这是一项在那之前从未被处罚过的罪行——拉尔夫·金兹伯格的有期徒刑和4.2万美元罚款只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被判合理有效。
起草多数派意见书的布伦南法官宣读意见书时态度粗暴，令律师和听众的观察员们大吃一惊。他指出，金兹伯格的广告中弥漫着“好色之徒猥亵的目光”，也毫无疑问地表达出对金兹伯格行为的愤怒，因为他利用了米德尔塞克斯邮局，还在赞美《爱欲》的整版广告中鲁莽地提及了最高法院。过去十年间，崇尚自由的最高法院被指责在美国煽动很多事物，但布伦南法官不会允许《爱欲》杂志在此之列；不管在法律上它属不属于淫秽物，布伦南认为金兹伯格有罪，是因为他经营“迎合低级趣味的卑劣生意——‘提供文字或图片材料，公然以引起消费者性欲的方式做广告’”；作为对其他出版商的警告，布伦南补充道：“只要出版商唯一强调的是他出版物中撩人性欲的那一方面，仅这一事实就可判定其为淫秽物。”
四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波特·斯图尔特、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中，道格拉斯法官的意见书最清晰有力地为金兹伯格的宣传手段辩护。他指出：“在最好的杂志中做的广告，都充斥着大腿、关节、小腿、胸部、眼睛和头发，使潜在买主能注意到乳液、头饰、食物、酒、衣服、汽车，甚至保险单。这些性感的广告既不增加也无损于所售商品的质量。我也看不出来，为何它就会增加或损害一丁点儿所售书籍的合法性。一本书应该以其自身来受到评判，这与它为何被写出以及销售它时采用了何种诡计都是无关的。”
金兹伯格的律师们用巧妙的法律策略和不断的延期为他争取了保释，自由了几年，他们最终还说服司法系统将有期徒刑从五年减到三年；但逃不掉的，他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法警手里的那一天终于来临，服刑的城市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刘易斯堡，不到20年前，政府在那儿监禁了像威尔海姆·赖希和塞缪尔·罗思这样的文字和思想的传布者。金兹伯格在刘易斯堡对媒体做了最后一次街头演讲，对他的处境表达愤慨，还将一卷印有人权法案的羊皮纸揉成一团扔进街边的垃圾箱，之后他转向联邦办公楼，在那儿他将正式失去自由。后来记者看到他戴着手铐走出办公楼，和一个犯有抢劫银行和过失杀人罪的黑人囚犯铐在一起，由联邦法警护送到一辆车中，他将被载到几英里远的高墙铁门里，一个狱监正等在那里。
旧的道德问题不断有新的违犯者，最高法院继续审理这些人的上诉；处理完金兹伯格的案件一年后，法院审理了一个出版不法之徒，但他既不是出版商，也不是经销商、编辑或作者。他在时报广场上的书报摊做生意，1966年一天下午这个不走运的人卖出两本平装书——分别叫《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给一个恰巧是便衣警察的顾客。摊贩罗伯特·雷德鲁普在那个便衣要买之前，从没读过也没听说过这两本书。事实上，雷德鲁普甚至不是书报摊的正式职员；他只是在那天顶一个休病假的熟人的空缺。但警察对这些情况不感兴趣，亮出徽章之后就将愁容满面的罗伯特·雷德鲁普逮捕了。他在看守所按了指纹，被警探痛斥，然后被指控违犯纽约州刑法第1141项禁止销售“淫秽、猥亵、下流的书籍”的规定。
《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的出版商、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有责任保释雷德鲁普和为他做法律辩护。尽管刚在休斯顿历时两个月的淫秽案官司中花了30万美元——他被指控犯有25项罪名，陪审团悬而不决，但其最终裁断使他的几本书随后被禁，哈姆林仍旧毫不犹豫地为雷德鲁普辩护，该案在纽约州一路上诉，最终上达最高法院。哈姆林将花费10万美元为这两本售价75美分的书，还有在时报广场上售卖它们的摊贩辩护；但他觉得这非常值得，因为1967年5月，七名法官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释放了雷德鲁普，并裁定这两本黄色读物在法律上不算淫秽物品。这是一个由法庭整体做出的判决，无需单一法官起草意见书；但雷德鲁普案不久就被性文学出版商们称赞为最高法院做出过的最自由化的裁决——因为如果《欲池》和《羞耻代理人》都不算淫秽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书算淫秽了。这些书和罪犯爱德华·米什金之前出版的书一样毫无可取之处，而且比金兹伯格被起诉的那些书报杂志色情得多。因此，支持第一修正案的律师和法学学者将雷德鲁普判决解读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废止了书刊审查制度。只要没有像金兹伯格那样以“勾引”的方式做广告，没有强加给不愿接受它的公众或卖给未成年人，不管一本书的内容有多色情、恶心、毫无价值，法院都允许其存在，并被卖给任何想读它的人。
哈姆林欣喜若狂。在他看来，30多年前“美利坚合众国诉《尤利西斯》案”——该案中文学精英们取得了胜利——所开启的法庭抗争，现在在1967年终于结束了，而最终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凯旋。一本性露骨的书要合法出版，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乔伊斯的名著，甚至不需要证明是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有可取价值的小说；现在，最高法院在雷德鲁普案中似乎终于放弃了它国家文学作品公断人的角色，它确实既无时间也无才能胜任这项任务，而这一判决的衍生结果振奋人心。它暗示任何书，就算是垃圾，就算充满了全国最平庸的小说写手喷出的愤怒咒骂和污秽的胡言乱语，也可以被出版和销售，不管警察、神职人员或CDL会怎么想。它意味着，加州弗雷斯诺的出版商桑福德·E.阿达伊所销售的平装小说《一个警察的性生活》——他被密歇根州、爱荷华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夏威夷政府起诉——因为雷德鲁普案的判决，现在合法了。
在最高法院1967年的备审案件目录表中，几乎有另外30个淫秽案以类似的方式被撤销，诉状上只印上了一个词——雷德鲁普。这也意味着，1968年纽约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兰登书屋能够不受审查和巨额诉讼费的威胁，发行菲利普·罗斯关于手淫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哈姆林认为，美国自由表达的边界不是被纽约的文学机构扩展的，而是被他自己、米尔顿·吕斯和桑福德·阿达伊这样不那么高雅的加州出版商拓展的——他们每年在法庭上花大笔钱，与反堕落小队、联邦探员和南方“圣经带”[143] 的郡县治安官抗争，如此打开了新的领域，当像出版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威廉·斯泰伦、约翰·厄普代克这样有名气作家的出版商以后再探索的时候，就容易许多，获利也更为丰厚。
哈姆林对雷德鲁普判决的称心满意，很快就被由CDL这种组织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反作用力抵消，他们用成千上万封信件和电报围困国会和约翰逊总统，抗议厄尔·沃伦领导的最高法院对性的纵容。就是为回应这些抗议，两名议员、CDL的荣誉成员——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卡尔·E.蒙特和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多米尼克·V.丹尼尔斯——提出了法案，成立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除了其他任务，还要求委员会研究“淫秽色情物品对公众，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以及它与犯罪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关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自由分子最开始反对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们知道，自由派的议员都不愿意公开为“淫词秽语”辩护，以防激怒选民，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他们也认为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右翼政治势力的工具，帮助他们以“道德”之名让思想审查正当化。
因此委员会两年后得出的结论——莫顿·希尔神父谴责为“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的报告——让绝对认同第一修正案的人又惊又喜，程度不亚于所引起的CDL的惊慌；哈姆林随后决定，出版发行装饰有几百张狂乱纵欲的照片和图画的插图版报告，使这件事引起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升级。这是哈姆林职业生涯中最放肆无礼的举动，让很多人非常不舒服，包括他的老朋友休·海夫纳。哈姆林请求在《花花公子》的书评专栏宣传插图版报告，被拒绝后，哈姆林才注意到海夫纳的感受。海夫纳的主编纳特·莱尔曼寄给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一封信，里面解释了拒绝的理由。关于插图版报告，莱尔曼写道：
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非常发人深思，但看不出任何在《花花公子》给它撰写书评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写一篇书评，仅仅是祝贺（贵公司）有这样精巧的想法，把一大堆露骨色情材料和证明它们无害的文章放在一起。天呐，想想“可取的社会价值”吧。我觉得要是有一天最高法院的这条准则无以为继，你们的这版总统报告就是罪魁祸首。
的确，我对你们的所作所为非常痛心。总统报告是在审查制度领域出版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受到极多攻击，而你们这群人推波助澜，造成是政府给你们提供了这些图片来搭配报告文字的印象，以赢取更耸人听闻的效果。你认为尼克松政府会善罢甘休吗？
不管怎样……我认为你们的机灵将导致你们身败名裂。你真应该让哈姆林读读希腊人是如何定义傲慢 的。
当哈姆林看到莱尔曼的信后，感到遭到了背叛；他突然看到了《花花公子》和海夫纳的怯懦及伪善。在性产业中大发横财之后，海夫纳现在似乎变得保守戒备起来，也许是因为尼克松现在主政白宫，而且大部分都市日报的社论版都发声赞同反淫秽运动。哈姆林在一封给海夫纳的信里写道：
《花花公子》是否给我们的书做书评是不相干的，实际上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尽管同样无关紧要，（莱尔曼）表达出来的无礼更别提傲慢粗鲁的态度。鉴于他的主编职位有名无实，我可以判断他只是代管理层发声。因为管理层就是你，所以应该通过合适的渠道澄清是非，以教导他。
他若无其事地提到最高法院准则——它在60年代初期和中叶最浓墨重彩地制定出来，而实际上它大半是基于对我们公司的判决制定的。战争打响的时候，你不谙世事的编辑并不在场。1953年那个晚上，在埃文斯顿的我家，当我告诉你和你可爱的妻子米丽，你不能向美国公众兜售性产品的时候，他当然也不在场。我当时的想法，在《花花公子》诞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判断错误，但与当时的商业伦理吻合。你投入战斗，但尽管如此，《花花公子》也被邮局判为淫秽刊物，无法获得二等邮政许可，直到1957年年中，我通过华盛顿的联邦法院，为我的杂志《无耻之徒》赢得了一个二等邮政许可，此后不久，受此案之惠，《花花公子》没通过法庭抗争就获得了自己的邮政许可。
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你的员工觉得是法律自己爬到了奥林匹亚的高度，但事实是其他人，尤其是我们的努力，通过胆魄和毅力实质上改变了法律气候。莱尔曼先生知道什么是“可取的社会价值”？当这一因素被决定的时候，他在联邦法庭里吗？我在，你很清楚……
至于《报告》本身，我基本上不需要莱尔曼告诉我的公司它有多重要……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员我很清楚这一点，也正因此我们要出版它。完全不像莱尔曼那样蹑手蹑脚装腔作势，我们大声清晰地说出来。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像今天这样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因为大约15年来，我公司的立场一直是无畏而直白的。莱尔曼觉得《花花公子》是在哪儿大量生产出来的——在《时尚先生》一间充满无病呻吟的保守思想的密室里吗？……难道这家伙不知道，你那时在冯·罗森以性为导向的出版公司工作，《花花公子》正是从那儿 产生的吗？
所以在书评这件事上，请好好管管你不懂事的雇员吧。当你私下要看这本书时我寄给了你，感觉你对它的兴趣是真诚的，我了解它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毫无疑问会引起的争议。《报告》是通往思想自由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这条道路有很多部分是我们铺设的。我们出版的这本书就是重要的铺路石之一。但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从来就不需要。我仅仅是以为，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已经做好准备运用杂志赋予你的领导权了。抱歉我看错了你。不会再有这种事。
休·海夫纳没有回复，但是哈姆林在全国发行插图版报告后不久，收到的一则回复是美国司法部长约翰·N.米切尔在达拉斯和圣地亚哥对他的起诉。哈姆林和他的三个员工在圣地亚哥被指控传播和销售“未经授权”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而且用淫秽图片说明这份报告。
接到米切尔起诉的一周之内，哈姆林买下《洛杉矶时报》和两份圣地亚哥日报的整版广告，批评米切尔的行动是尼克松政权“遮掩不住的政治手腕”，意图用“色情威胁论”转移美国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注意“如下问题：失业、饥饿、贫困、扩张的城市贫民窟、教育、支离破碎的税收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秘密进行的战争”。广告继续说：“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浪费在监督美国人的思维和阅读习惯上，公民也不应该因批评官方行为而被惩罚。法庭宝贵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此等事务上。司法部长和政府应该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当下紧迫的问题中去。”
尽管政府起诉哈姆林的诉讼程序很便利地在他的居住地展开，省了他不少要是在达拉斯——联邦调查局购买插图版报告的地方——应诉所需要支付的额外费用，但是哈姆林在圣地亚哥要面对的联邦法官戈登·汤普森，却是最近被尼克松任命的；甚至在庭审开始前，哈姆林就已经感觉到自己深深陷在无情的处境中。首先，汤普森法官拒绝了辩护律师延期一个月审判的请求。延期可以让法庭上抽取陪审团成员的主要陪审团任选轮盘[144] 中纳入一个最近编制的名单，新名单中新注册的选民也许在性方面比轮盘中年老些的选民要宽容，而轮盘中的旧名单已经三年没有更新过了。然后辩护律师建议，询问每个可能的陪审团成员如下问题：“你是CDL的成员吗？”“你认为自己非常虔诚吗？”“你最近是否在你礼拜的地方听过关于淫秽的布道？”也被法官驳回了。
1971年10月开庭时，陪审团由九男三女组成，年龄都相对较大；而且让哈姆林不舒服的是，政府的一位首批证人梅尔文·安凯尔博士是个非常支持CDL的人，还帮助基廷完成了少数派报告，他斥责哈姆林的插图书和宣传册是败坏的“淫欲”。报道庭审的圣地亚哥报纸对哈姆林的插图书也一样没有好印象，管它叫“下流报告”。“下流”这个词在日报大标题中不断出现：“下流案在密谋事实方面遇到阻碍”；“法官禁止阅读下流报告”；“三专家为下流案庭审作证”。另外，比起辩方证词，圣地亚哥报纸编辑们刊载了更多政府证词；而且汤普森法官决议排除一项证词，这也扰乱了辩方，因为那是最支持哈姆林的一位证人——一个年轻女性，她最近在圣地亚哥做了一项调查，给718名公民看了哈姆林的色情宣传册后，她发现，基本上大多数人认为公众不应该被禁止阅读它。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不考虑这项调查，因为哈姆林是由于一项联邦罪行——污染邮政——而受审，因此证据必须与全国的性标准相关，而不仅仅是圣地亚哥的标准。
庭审历时两个多月于1971年11月结束，陪审团历经重重困难才做出了裁决。尽管哈姆林书中的插图对陪审团来说色情得再露骨不过了，但陪审团内部也承认，这些图片准确地描绘了总统报告所研究的内容；而且哈姆林书中的文字，几乎全部是委员会的一点儿也不淫秽的文章和数据。但是，对于哈姆林寄出的5.5万多份广告宣传册，陪审团就不那么宽大了。虽然宣传册重印了书中露骨的色情插图，但它没有加上委员会报告的任何原文摘录，反而用编辑版面攻击尼克松总统拒绝委员会的建议；这种组合冒犯了至少十几个未经索要就收到这份宣传册的公民，他们分别在邮局正式登记了投诉。所以经过六天私下辩论和争执后，陪审团裁决，就算书不淫秽，那份宣传册也许是淫秽的；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汤普森法官在1972年2月传唤威廉·哈姆林到法官席前，阴沉地宣判他四年有期徒刑和总计8.7万美元的罚款。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而两个下级职员被判处缓刑五年。
判决使哈姆林目瞪口呆、心烦意乱，但鉴于他以保释获得有条件的自由，他还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和他的律师们打算上诉到加州的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被驳回之后，他们会去美国最高法院，过去哈姆林的书在那儿都胜诉了。
1973年6月，上诉法院公开了对哈姆林的意见书；它支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确认哈姆林有罪。但是两周后，正当哈姆林的律师们在准备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诉状时，哈姆林听到了他认为在出版业这么多年来最不祥的消息：最高法院突然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新定义预示了色情产品出版者的阴暗前景。一份令人吃惊的决议在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数通过，大半是由四个尼克松任命的法官——伯格、布莱克门、鲍威尔、伦奎斯特加上肯尼迪任命的怀特法官——支配的。在决议里，最高法院迅速从法律用语中删去了“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喜爱表达性爱的人们一直最常钻空子的短语。1973年6月21号公布的新法律使得想要取缔涉性作品的公诉人不再必须证明它“全然没有”价值；它只要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就可以被认为是淫秽。近些年来所有自由化的趋势——“雷德鲁普诉纽约市案”“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雅各布利斯诉俄亥俄州案”，现在都被首席法官沃伦·伯格起草的新意见取代；一个色情产品出版者的案子促使他和保守派同事强化反淫秽法案，这个色情产品出版者曾经因为用邮件传播淫秽广告小册子而被传讯。
这个已被定罪的出版人是洛杉矶的马文·米勒，威廉·哈姆林对他很是了解，因为他名声在外。近几年来米勒通过发行X级的家庭电影、露骨色情照片杂志和黄色读物赚了几百万；而且，像那么多被指责为以可耻的出版和贸易为营生的美国人——例如哈姆林、海夫纳和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例如大卫·S.艾伯茨，一个被定罪的洛杉矶邮购商人，和埃德·朗伊，一个洛杉矶裸体公园的主人，他也为那位历史上裸体上镜数最多的女人摄影——一样，马文·米勒在芝加哥城出生长大。似乎那个爱尔兰天主教气氛浓重的城镇，注定要养育一些对性爱着迷的本地人，但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最终会将自己流放到更加自由的地方。芝加哥就是美国的都柏林。
马文·米勒是芝加哥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儿子，父亲在他1929年出生前几个月去世。马文·米勒和他穷困的俄国移民母亲靠救济金生活了五年后，在6岁时因闯入一家面包店而被捕，然后被委由一家犹太少年机构看管。此后米勒的大部分青少年时代是在寄养家庭和公立寄宿学校里度过的，他的监管人都承认他智力出众，有躁动的野心，而且像几年后在一份假释报告里记录的，他“有天分找到能迅速致富的生意”。
大一从芝加哥大学退学后，米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例如散装二手银箔经销商，卖覆盖整个地面的地毯织料的推销员，股票经纪人，以及洛杉矶一个毛巾和日用织品供应公司的经理——50年代初，他因为在那儿伪造公司账目，骗了公司3.5万美元而被法庭定罪。这些罪行，加上像纵火罪这样的其他罪行，使米勒成为加州监狱的常客，在那儿他的行为总是反面教材，但他也被监狱教辅们认为只是个无聊的骗徒，有些许魅力，但不大了解社会系统如何运转，甚至更不知道什么会让他惹上麻烦。
1961年从监狱被释放之后，他适时地在洛杉矶色情产业圈赢得盗印者的恶名，他以连载的形式私下复印出版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我的秘密生活》，而纽约的格罗夫出版社刚刚花了5万美元，从一个德国收藏家那里买下这本书的所谓美国独有出版权。但是米勒没跟任何人说，就在十期杂志上连载了这本书，每一期在书报摊上卖1.25美元。当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以版权侵犯罪控告米勒时，一个加州法官发现自己处境奇特，不得不解决这两个他都想送去监狱的人之间的纠纷。但是因为，在格罗夫出版社紧跟罗思判决，以昂贵的两卷本发行《我的秘密生活》之前，它毋庸置疑早已存在于公共领域（尽管非法），所以从技术上说格罗夫出版社的起诉伤不到米勒；罗塞特唯一可以阻止米勒继续印刷该书的方法是在庭外付给米勒一大笔钱，他很不情愿地这么做了。
当马文·米勒开始通过邮件发放几千份广告宣传册，吸引人们注意他想卖的一些物品时，他短暂的好运就结束了。其中一本叫《我，一个同性恋》的裸体男模画册售价3.25美元；一本叫《名叫邦妮》的大开本画册售价10美元，里面允诺给读者一个金发裸体女人24张撩人的彩照；另外一本售价10美元的画册《非洲的黑色性爱力量》里，有一对黑皮肤夫妇的特写；价格15美元一册的《色情图录》刊印了150件色情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其中包括萨默塞特·毛姆和法鲁克国王[145] 的一些经典收藏；还有一部叫《夫妻性交》的X级8毫米电影，售价50美元。
米勒发放宣传册的联系人名单，是由洛杉矶一家邮寄名单中介提供的——该公司专门把使用邮购的消费者的名字编纂成名单，名单以他们过去买过何种商品分类，这些商品从园艺用品到古董汽车零部件不一而足。为了保护他的名单，该中介不透露有各种“特殊兴趣”的人的名字，却负责填写地址和邮寄制造商想要散发的广告材料，他向制造商要价高达每1000个名字100美元。马文·米勒要求得到将近30万个名字，花了他大约3万美元。虽然所有的名字都在中介的所谓“X和Y”名单上——过去曾买过“成人”用品的人——但实际上中介没法确定，米勒的邮件会不会偶尔到了“错误的人”手中，因为中介手上的性产品消费者全国名单中，渗入了不少邮政检查员和道德社团间谍的假名。
因此回想起来也不奇怪，米勒进行广告宣传战役后不久，警局就接到一些投诉——不过就法律来说，是谁打开了邮件并没有什么差别。根据加州法庭的裁决，米勒的材料是淫秽的，他有罪，日后他因犯下此罪被沃伦·伯格警告，而伯格可以说已经算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了。在伯格对“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历史性的判决中，他写道：“上诉人为销售插图书进行了大范围的广告宣传运动，这些书可以被委婉地称作‘成人’材料。”伯格在脚注补充道：“我们在此案中讨论的材料应该被更确切地定义为‘色情作品’或‘色情的材料’。‘色情作品’（pornography）一词由希腊语而来（porne ，娼妓；加上graphos ，书写）。该词现在的意涵是，‘1.对娼妓或卖淫的描述；2.对纵欲或淫荡的描绘（在写作或绘画中）：对色情行为的描绘，意图激起性欲。’以上摘自韦氏新国际词典。下流的色情材料是所有‘下流’表达的子集但并不是全部，至少从我们的语言现在如何使用‘下流’这个词来看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注意到，在此案中使用的词语‘下流材料’有源自罗思案的特殊司法意义，即‘关于性的’下流材料。”
早在马文·米勒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前，沃伦·伯格就已不能容忍在美国书籍、杂志、电影和现场表演中性爱被呈现出来的样子了，不仅在东西海岸的大城市是这样，在明尼苏达州小一点的中西部社区也是这样，伯格就是在那儿被他正直审慎的家庭抚养长大的。去年，几乎全国所有的州都出现了按摩院、裸体酒吧和像《深喉》这样的电影——62分钟长的正片里有50分钟是各类性交的场景。不仅上百万男人看了这部电影，他们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深喉》是很多情侣一起观看的第一部露骨色情电影，他们中很多人被好奇心诱惑，因为这部影片被大张旗鼓地宣传，放映时经常被全国的反堕落小队突袭，他们坚韧但徒劳无功地想要完全查禁它。
但现在在马文·米勒案中，首席法官伯格和最高法院中其他保守派终于找到机会，来表达他们对美国性开放的愤慨，驱除他们前任在60年代的放任纵容的态度。伯格宣布，色情出版商凭着在俗丽书籍的扉页重印“伏尔泰语录”就可以令这些下流书合法化，这样的好日子结束了。而且，他扩展这个主题，继续说：“如果国家警察权力可以在公共街道上禁止某种行为或对该行为的描述，那么当这些行为改到了在酒吧或‘现场’戏剧舞台上发生，也不会让它们自动受到宪法的保护，就像宪法不会保护正午在时报广场‘现场’表演交合的男女一样，即便他们同时也在严肃参与政治对话。”
伯格强调，新的反淫秽法也意味着，也许一些事物在时报广场和日落大道的电影院和人行道上仍旧是合法的，但这不再会影响主要街道的地方法官或“圣经带”的郡县治安官对审查法的解读——因为现在是以“社区标准”，而不是“国家标准”，来判决所有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淫秽案。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一本像《花花公子》这样的杂志（它的广告商总是假定，《花花公子》每月既可以被摆在大城市也可以被摆在小镇的书报亭里）以及像《巴黎最后的探戈》（由马龙·白兰度主演，预期向全国观众放映）这样的主流情色电影，现在也许会发现他们在那些城市或市镇的市场被审查制度限制了，在那里，有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团体给地方政客和警察施压，要求维持道德的“社区标准”。最后，抛弃了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的结论，首席法官伯格写道：“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反社会行为和淫秽材料之间有联系，立法机关还是可以明智地决定，这样一种联系确实或可能存在。”
伯格的判决意见书要求全国的报纸刊登在头条，代表保守地区的国会议员、神职人员和像查尔斯·基廷这样有宗教热忱的公民，热情洋溢地称赞它，基廷发表在《全国正派报道》中的声明说：“从我创立CDL十五逾年以来，色情出版商肆意践踏美国公众，用污秽的浪潮吞没了这个国家，将她引到道德败坏和衰亡的道路上。他们是为了钱。巨额的金钱。数十亿元。为了钱他们愿意出卖自己的国家、同胞和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陷于性堕落的枷锁中。这些阴沟里的商贩把他们肮脏的商品包在美国国旗里，自己蜷缩在宪法后面。他们想利用那份解放了人的心智和精神的伟大文件，来奴役美国男人，贬低美国女人。这些卑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久我们就会带着震惊和怀疑回首，看看我们让自己被他们以‘自由’之名拽入何等深渊。”但是，基廷的社评继续说：“现在要看我们的了。要看你的了。美国正直的人，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将要发动一场神圣的，是的，神圣的 战役对抗淫秽物商人。从今天开始我不会休息，所有和CDL有关联的人都不会休息，直到美国所有色情出版商要么歇业，要么进监狱，或两者兼得。”
反对伯格判决的，有他在最高法院的四位同事——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布伦南和马歇尔，和一些之前支持过“反淫秽”净化运动的大都市报纸出版人，他们以前没发现，他们的 第一修正案权利和表达性的权利之间有直接联系。《纽约时报》在它的社评版承认，伯格判决给了“地方审查员许可。它可能会像道格拉斯法官担心的那样，引起‘对图书馆的搜查’。长远来看，它会允许每个地方社区和每个州来裁断什么材料能被接受，因此会要求所有与性有关的文学、艺术和娱乐产品，去适应容忍度最低的公共标准。警察局和法庭的道德标准将迎来它们的黄金时代”。
伯格判决出来几天之后，犹他州官方宣布，本来预订在盐湖城公映的《巴黎最后的探戈》被禁播了；在好莱坞，正在商谈将休伯特·塞尔比写工人阶层同性恋的小说《布鲁克林黑街》搬上荧屏的两家工作室，突然放弃了计划。“我们不想惹上官司，我们只想拍电影。”一家工作室的经理解释说。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杰克·瓦伦蒂痛惜，最高法院新的判决“可以产生50个或更多关于什么是淫秽的不同观点”，而其他的业界发言人预测，主要的电影制作方，当然还有所有电视工作者，现在在处理任何可遭訾议的题目时，会变得不那么“成人”，但这反而会更加倒人胃口。
《花花公子》《搞》和其他以性为导向的出版物的下一期封面，都由它们的艺术总监迅速进行了调整；在全国的色情用品商店，顾客排队买大量的商品，因为他们担心，不知何时这些就永远不能再摆上货架了。《阁楼》杂志的罗伯特·古乔内说：“这项决议的直接后果，将会是逼迫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转入地下——这意味着行贿和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这和回到禁酒时期是一回事。”媒体引述《深喉》的主演琳达·洛夫莱斯的话说：“上一个启动审查制度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他们下面要做的就是敲你家的门，带走你的电视和收音机。”
在所有对伯格意见书忧心忡忡的小说家中——包括库尔特·冯内古特[146] 、杜鲁门·卡波特和约翰·厄普代克的一个团体，乔伊斯·卡罗尔·奥茨[147] 认为该判决是一个尚武社会的表现，这个社会因为不能继续在越南释放攻击欲望而有些失意。她解释说：“当美国不出去打仗的时候，想要惩罚人的清教徒欲望就不得不在家里释放出来。”
威廉·哈姆林急切地读着其他人对淫秽这一问题的回应；但当他的案子应诉的日子越来越近，1973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在忖度，当他取代马文·米勒的位置站在华盛顿正义的大殿里，新的法律会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他。他的希望是，因为他最初是被一个圣地亚哥法官以“全国”，而非“社区”标准做出的判决——权威调查显示，圣地亚哥的性标准比全国标准更加自由——基于对米勒案的解读，他至少可以获得发回重审的机会。但1973-1974年间，哈姆林的律师提交复审的诉状，既没有为他赢得重审，也没能减轻原法官的四年有期徒刑加8.7万美元罚款的严厉判决。
最终，在1974年4月15日华盛顿一个刮风的周一早晨，威廉·哈姆林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爬上最高法院白色的大理石台阶，走向正门，从那儿通向的房间里，九位显赫的人将仔细考虑“哈姆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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